时代需要优秀通史和断代史
2020年05月22日 02: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2日第1931期 作者：邹兆辰
“会通”与“断代”的问题是个历史话题，古代史家由于各自旨趣的不同，对此曾有过不同的见解。但在今天来看，两种史著体裁的编撰都是时代的需要。
会通与断代旨趣不同
“会通”与“断代”都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两种体裁的史书编撰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由于史学家们各自旨趣的不同，曾经产生过“会通”与“断代”孰优孰劣的不同见解。
司马迁着意于“通古今之变”，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著作《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代中期；班固则更看重究一代始末，编撰了完整贯通整个汉代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这两种史学编撰体例虽基本相同，但视野各有不相同。唐代史家刘知幾推崇断代为史，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所以记事“零乱”，因此通史类著作可谓“劳而无功”。宋代史家郑樵则大谈“会通之义”，赞扬司马迁“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能够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
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见解？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瞿林东认为：“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得失优劣，应作具体分析。从中国史学的全貌来看，‘包举一代’的史书不乏杰出之作，而‘会通之义’确也是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史学史上人们对依据这两种体裁编纂的史书虽褒贬不同，但双方难以彼此取代。能够“通古今之变”的著作非常难得，但能够详述一代之兴废的史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二十四史固然大多是纪传体的断代史，但是“通鉴”“通典”“通考”一类著作也是长盛不衰。
通史和断代史虽然是中国古代史书两种重要体裁和编撰传统，但两者也不是没有交叉的空间。例如，断代史《汉书》中，同样有通史精神。刘家和曾撰文指出，《汉书》在体例上是断代史，但班固著书的自我期许却是横罗多重学术，纵贯古往今来。具体表现就是《汉书》的十二帝纪是断代史，八表、十志则充满通史精神，记述的起点早于汉代的统一，溢出了断代范围。（《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新时代需要新的通史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让公众了解这部文明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20世纪新史学产生以来，史学家都很重视编撰新的中国通史。梁启超不仅推出了“新史学”主张，也在设计新的通史体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时刻，史学家们都重视中国通史的编撰，用来鼓舞民众抵御外辱的意志。20世纪40年代初，历史学家范文澜来到延安，在文献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从远古写到鸦片战争。该书在延安出版后产生巨大反响，各解放区多有翻印。新中国成立以后，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持编撰中国通史，对新中国的历史教育起到重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主持编写了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纲要》，不但供中国读者阅读，也向海外推出了翻译后的版本，满足中外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20世纪末，白寿彝主持编撰的12卷本大型《中国通史》出版，影响巨大，成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撰的压轴之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中国通史仍然是时代的需要。新的中国通史要打破教科书式的编写模式，不能把中国通史写成王朝的兴亡史。在这部新的中国通史中，要叙述中华各民族生长繁衍的自然环境，因为环境的特点与人们赖以生存的方式息息相关；要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状况，既有长期的和睦相处，也有战争；要讲述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阐释这种制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兴盛王朝要着重阐述；要阐述历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中原地区人民在物质生产方面的发明创造；要阐述中华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伟大创造力，讲述优秀的文化遗产。这部通史还要讲述那些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既应该包括政治方面的人物，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
阐述这样多方面的历史内容，必须创新历史编撰的模式，用多时段的时间观念去阐述历史。法国学者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种历史时间观念，可以运用于通史的编写。可以用“结构”来表示的内容，如自然环境的结构、经济关系的结构，都是属于长时段的问题，由于变化较小不必每个时期都写；有些属于中时段的可以用“形势”变迁来考察，如秦汉时期、盛唐时期、康雍乾时期等；短时段的问题，就如传统历史阐述中的“事件”，需要重点加以叙述，如秦的统一、楚汉之争、赤壁之战、安史之乱、李自成起义等。
总之，这样的中国通史，应该体现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继承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又能运用反映时代特点和当代学术发展新成果的话语体系。语言风格上要具有明显的特点，不能艰涩难懂，要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而且还应便于向国外读者推广。
时代同样需要优秀断代史
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是新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但是对于了解“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更直接的还是近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就曾经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不懂历史特别是不懂近百年史的情况，尖锐地批评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习近平同志也多次提出干部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问题。他认为，要了解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于广大干部、青年学习中国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还应该编写更多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著作，让青年读者有更多的渠道来学习这方面的历史。
在新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必须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运用“大历史观”考察历史。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他在讲到如何纪念五四精神时说：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编撰新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还应该更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19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世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因此，在讲述中国历史的时候，也要讲述相关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其他国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样才能对中国的历史有更好的了解。
在撰写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时候，除了要按照历史过程讲述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外，特别要注重阐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情况，阐述中国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服务。
其他方面的断代史，如秦汉史、唐史、清史、民国史等，能够完整地了解一个时代的兴亡教训，也是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历史所需要的。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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