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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中国式社会动员的优势

2020年05月22日 02: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2日第1931期作者：欧彦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迅速发动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优势、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作风优势、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制度优势的社会动员。从表面上看，由武汉的封城隔离、中国14亿人的“宅家”计划、集中收治医院的抢建工程、广大医务人员“逆行”驰援等震惊世界的疫情应对措施汇聚而成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在社会危机时刻通过集结人力、资源、信息、组织等进行统一调度的过程。但实质上，如果仅将其进行上述理解，就窄化了社会动员的使用意义与作用范围，将动员的现代内核区隔于应急模式之外，也将我国长久积累起来的社会动员优势仅仅限定在危机时刻。

　　我国的社会动员起源于救亡图存的社会需求。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信任、期待和参与是在社会目标转变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调动、积累、转变为社会动员的物质力量和精神支持。这为实现自由与独立的社会目标创造了一条具有无限潜力的社会动员道路，那就是将个体联合起来，成为社会集体行动的积极开拓者、创造者和参与者。这条社会动员之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地上升为中国式的社会动员模式，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深化对社会动员的认识。比如，社会动员区别于其他动员，在于其范围和作用力指向以社会改革和发展为核心的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社会动员的认知。在抗洪、抗震、抗灾等危机时刻，社会动员从内部区分出了应急模式和常态模式。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动员成功地从日常民生模式转到了应急模式。这种模式的系列具体操作包括国家治理理念之下的多中心联动应对、科学化防控体系的风险管理、尊重法律权威的疫情紧急处理以及全球共享的联防联控机制建立等。社会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时期积极响应的、必须遵循的、重复再现的特殊集体行动方式。

　　当前，我国的疫情防控在社会动员应急模式之下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开启了从应急模式向日常民生模式的转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为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社会动员日常民生模式，应着重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行业扶持政策、社会政策等，持续地将国家治理能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群众的生活期待、社会自信、中国精神，转移到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过程中，并由此形成强大的内在驱动力、精神动能和物资保障能力，确保国家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社会组织行动的有力推进、人民正常生活的井然有序。正如“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所说，对疫情应对不力会损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中国已表现出强大的耐力，与抗疫初期的艰难相比，整个国家正在恢复重启。

　　总之，对于中国式社会动员，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仅局限于某一种模式之下的具体行动，也不能以过往社会动员曾经出现的问题去掩盖或否定其历史贡献，更不能以既有成就使社会动员从此故步自封。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是指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行为模式的过程。这一宏观的理解，使社会动员生发出了应对不同社会样态的功能。由此，我们既要尊重社会动员所植根的历史真实性，又要从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交汇层面去找寻社会动员的内涵特征，将其理解为一种总体的由国家秩序、社会生活、基层社会等共同联动并被目标调控的社会实践现象。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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