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史要有“通”的精神
2020年05月22日 02: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2日第1931期 作者：李勇
学术界习惯上把历史著作区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孰优孰劣，这在史学史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当下谈论这个问题，恐怕仍然存在众口难调的现象。若把囊括从史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作称为通史，则不会有反对意见。这是因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从时间上贯通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成为通史的典范，时间贯通的史著为通史成为共识。可是，人们还相应地普遍认为班固《汉书》为断代史，故而若称关于某个朝代例如清代历史的著作为通史，恐怕未必人人都能认可。其实，断代为史也是时代之需、形势使然，并不意味着与通史绝缘。相反，断代史也可以当成通史来写，从而称某断代史例如清史为通史，只不过这种断代史须具有“通”的精神，或者说要赋予断代史著作以贯通、旁通、联通与圆通的精神，才能变断代史为通史。
断代史要有“贯通”精神。“贯通”着眼于史事的时序，为上下之通、古今之通，学界或称“纵通”。若把断代史当作通史来看待，就必须赋予这种贯通精神。所谓断代史之贯通的精神，最具象的是指不以年代为标志作机械的断代。例如，清朝断代史要体现贯通精神，时间上就不能仅仅上至1636年皇太极建立清朝下到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而是往上至少要追溯到建州女真的发展史，往下要延续到1917年张勋等人策划的清帝复辟。特别要注意的是，清朝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中承上启下，因此从各民族文化融合、传承的视角来认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必须赋予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更不能限于国号的起讫年代。刘知幾《史通·断限》认为史书内容要通过断限而加以约束，即“正其疆里，开其首端”；但又说不可一概而论，“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刘知幾此言就是在讲不机械断限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涉及这一问题，在讨论史书凡例时明确表示“史书断限，重在求其大体，即必须有一个总的看法，在一部书里却是不必处处要求截然划一的”，这一观点与上述刘知幾所讲述的意思一致。
断代史要有“旁通”精神。“旁通”着眼于史事类别与交互之序，是左右之通、部类之通，断代史若成为通史，旁通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所谓断代史之旁通精神，简言之就是汇集各专门史，对某朝代历史不作孤立的而作通盘的考察。例如，清朝断代史要体现旁通精神，就必须将其整体历史细分为经济、政治、军事、学术等专门史，每个大类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类别，但是又必须跳出这些大大小小的类别，汇合起来加以考察。事实上，这些专门史之间相互影响，甚至交织在一起，著史者要有意识地梳理这些复杂的关系，以达到全盘而通畅的认知效果。郑樵在《浃祭遗稿》和《通志》中，把这种通视为“旁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中除了论古今之通外，还说到“六卿联事，职官之书，亦有通之义”，这其实就是郑樵所说的旁通。有论者考虑到与“纵通”相对应，称这种通为“横通”，实为不当。因为这一叫法容易产生歧义，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中把“习闻清言名论”“胸无智珠”，而“道听途说”却“根底浅陋”之人称为“横通”，足见他是在以“横通”说人而不是说史著。
断代史要有“联通”精神。“联通”着眼于地域之序，就是东西南北相互之通、中外之通，断代史若要成为通史，联通实为不能忽视的精神。所谓断代史之联通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对民族乃至国家作孤立而是做互动的考察。仍以清朝断代史为例。在国内，清朝境内有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各民族分布在一定的区域，各民族之间发生过各种往来，某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会对其他民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是清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清朝断代史的联通精神，就要试图对这些相互交往和影响作全盘、通透的梳理。关于对国内各民族相互交往和影响的考察，也是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史所必需的。在国际上，清代的中国没有孤立于世界，即使在闭关锁国状态下，也没有完全隔断与域外政府或社会的联系。清代中国与俄罗斯、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以及南亚、中亚乃至欧美主要国家往来众多，其中既有和平的又有战争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文化的。清朝断代史的联通精神，就是要在这些方面作全局而通透的考察。在国际层面上的联通精神，与今天十分流行的全球史视域下的中国史书写或者说中国历史的全球意义的著史思路，是吻合的。
断代史要有“圆通”精神。“圆通”着眼于史家主体修养，是坚守与创新相容之通、史料与理论相洽之通、形式与内容相配之通。所谓断代史之圆通的精神，就是史家著史中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依然以清朝断代史为例。清史研究同研究其他历史问题一样，要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在坚守可靠而优秀的著述前提下，实现新突破，或拓展之、延伸之，或深入之、细致之，最终成一家之言。此乃刘知幾《史通·采撰》所谓“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这就是坚守与创新相容之通。就史料来说，有中国官方的、民间的，有汉文的、其他民族文字的，有外国官方档案、民间记载；就理论看，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史观等。著史既要使用不同材料，也要利用不同理论观点，并实现史料与理论相结合。但无论使用什么史料和理论观点，都有一个最基本要求，那就是自圆其说，这就是史料与理论相洽之通。还有，清史著作的内容和框架要匹配，否则有失圆通之义，这即是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最后所关心并打算讨论的问题：“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这就是形式与内容相配之通。
断代史是史著的一种形式，与通史并行不悖，但这不等于说它与通史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如上文所言，断代史同样可以体现通的精神，即贯通精神、旁通精神、联通精神和圆通精神。要之，治断代史与治通史一样，可以有贯通时间的眼光、部类相关的眼光、地域关联的眼光、创新独断的眼光。从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必须赋予断代史著作这些精神，否则断代史就是割裂历史延续性、斩断历史关联性，最终也只能在某些具体而孤立的问题上实现认识创新，而无法达到全局和根本性的崭新认识。如此说来，某断代史著作若能做到上述四通，称它为断代通史，就完全说得过去了。总之，断代史可以且必须有“通”的精神。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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