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叙事的现代性、想象力与真理
2020年04月03日 00: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3日第1900期 作者：匡宇
自从我们将科幻小说的起源追溯到1818年玛丽·雪莱写作《弗兰肯斯坦》，科幻小说就具有了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合理化进程同步展开的历史。我们可以在丰富繁杂的科幻叙事作品中，明确地识别出一种现代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自行表达于社会演进论基础之上——这种演进论，意味着一种裹挟着世界朝向未来并不断自我加速的时间矢量——又通过科幻叙事主题的分化，表达了一种与前卫艺术相类似的状态。如同哈贝马斯在《现代性：未完成的规划》一文中对前卫艺术所蕴含的美学现代性心态的描述，科幻叙事作品也像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一支前锋，探查着迄今未知的疆土，让自身暴露在猝然相逢的风险之下，征服一个尚不确定的未来，为此它必须在一片此前从未载入图册的疆域上为自己找到一条道路。而这种朝前的趋向，这种对一个无限的和偶然的未来的期待，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新事物的膜拜，这一切其实都表示对一种当代性的颂扬”。
典型的现代性
社会文化产物
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传统世界的预设模式或标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瓦解，置身其中的人们只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与标准。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分裂为三个动因，并且这三个动因在关涉社会公共领域的议题或情况下，只有通过论辩正义的形式才能彼此关联起来。在真理问题、规范恰当性问题和美的视野下分化而来的相应领域，被当作科学与知识、正义与道德、艺术与趣味的问题来加以思考和对待。由此，科学话语、道德与合法性追问、艺术审美及其批评就在相对应的现代文化系统内部被体制化，成为专家的议题。但由于这种分化，现代社会文化诸领域通过专门的学习、反思和处理所获取的东西，就没有自动成为一般公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实践的拥有物。相应的，一般公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对他们自身所处历史时代情境的认知，也就与专家的议题显得格格不入。
正是在这条巨大的鸿沟之上，科幻叙事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一方面，科幻叙事充分调用各种手段并以不同的主题作为途径，实现文化现代性诸领域的解分化功能。解分化的科幻叙事，与作为未分化状态之表征和叙事的神话，共同分享了对自然、世界与人的生存可能性的整体性诉求。另一方面，科幻叙事承担起沟通专家议题与一般公众社会学习的中介桥梁功能：（1）科学知识领域的观念、原则、真理诉求以及可能性预测；（2）道德与合法性领域内的正义追问、伦理考量、个体本真性的寻求与共同体良善生活的拷问；（3）由各种器物、环境、制度、社会组织等组建而成的可能性世界，未来感的弥散，异域空间的视觉营造，宇宙深空的冰冷与恐怖，未知生物和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等所有直接诉诸感性和身体的营构。这三个领域的内容，经由科幻叙事被转译并细化为各主题的对世界和人类自我的理解、伦理困境的试探反思与追问，并通过审美经验的整合，以及对外部宇宙与自我宇宙的来回指涉，而使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与生存现实重新捕获阐释的意义可能。这又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关于世界、生存与交互性本身的认识论与规范性预设的更新。
关于想象的根本生产性机制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作品的想象力写作而得到表现与释放。从社会层面的公共价值而言，想象的工作首先指向了一种真正现代的人类教育，这种教育考虑的对象，是在我们心灵中逐渐被塑造起来的生活世界，以及更为关键的一种观念塑造——世界是我们人类的创造；而在作为绵延时空的宇宙中，人类的创造将与各种可能性猝然相遇。
詹姆斯·卡梅隆在其主持的对话类纪录片《卡梅隆的科幻故事》中，曾与多位科幻叙事大师进行了对话。当其中的一位大师乔治·卢卡斯说，“宇宙中无穷无尽的奥秘，大多不为人知。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事。但我们需要突破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到达另外一个太阳系”。卡梅隆故意提出了一种质疑：“但爱因斯坦说过，光速是无法被超越的。”对此质疑，卢卡斯回应道：“在科幻电影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限制。要跳出思维局限，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你都学了什么，把那些都扔到一旁，只用想着‘任何我想的我都能做到’。你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与此呼应，《星际旅行》和《巴比伦五号》的作者戴维·杰罗尔德说：“如今，重要的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指的是你为了自圆其说编出的东西，它和‘掩人耳目’不同，后者是让读者或观众分心；但它又不是‘望尘莫及’。如果我们捏造对了，我们就能让超光速旅行可行。”
在此，这些科幻叙事大师们所述说的，就是关于想象的根本生产性机制。而这才是科幻作品的真正动力之所在。想象，不是对接受材料的一种综合，而是一种无中生有，是一种本源性的生产和创造。这是一种纯粹主动的精神之根本机制。在由科幻叙事所具有的想象力所奠基并发动的精神之波动与意识之潮涌中，叙事元素得到了创造，人的自我之设定逐渐成型。就像费希特所说，以及浪漫派所相信的那样，自我不只是它自己的根据，不只是非我的根据，并且是自我同非我之同一性的根据。自我，本质上不是意识的事实，而是使意识及其对象得以可能的东西，是造成意识事实的行动。自我意味着某种实际上无法被语言和思维洞穿的本原行动。这一本原行动得到一种外在的描述：它同时既是行动者，又是行动的产物；既是活动着的东西，又是由活动制造出来的东西；行动与事实，两者是一个东西，而且完全是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一度拥有并置身其中的世界。当我们年幼时，我们并没有活在一个经验的世界中，而是活在一个精神作为本原行动，并且绝对自我尚未被主体、表象或其他环节所取代的世界中。充盈着该世界的，是惊异、好奇、恐惧，是精神之可能性本身的世界。而从无垠宇宙、无限未来和无穷可能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始终是婴儿。
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中，梅亚苏从一个更为开放性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述。梅亚苏认为，一种激进的偶然性，其激进程度能将依据现存法则可想象出来的所有未来都整合于其中，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些法则没有变化时可能存在的未来。这种激进的偶然性，不仅仅指服从于法则的事件的偶然性，还指法则本身的偶然性。这些法则可以被还原为作为事实性存在的各种常数，它们本身又臣服于具有终极混沌特质的生成过程的事件性——这种生成过程完全不受任何必然性的控制。在生成过程中，法则本身也具有偶然性，而传统的生成论认为，生成过程本身只有受恒定法则所支配时才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对于科幻叙事作品（甚至对于科幻外世界的描述或奇幻叙事作品）来说，重要的恰恰并非恒定的法则，而是潜能、偶然和虚拟。潜能，意味着以既定法则（不论其偶发与否）为前提，一个编序的可能性组合中所有尚未被实在化的事项。偶然，意味着一个被编序了的事项组合所具有的属性，而这个事项组合本身并非一个更大的由事项组合所共同构成的组合中的一部分。虚拟，意味着一种生成过程中浮现出来的、每一个事项组合所拥有的属性，而此生成过程并不受到任何预先构建起来的可能之总体性的支配——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原则，比生成过程中纯粹的混沌力量更为优越。于是，科幻叙事所拥有的真正解放性力量，是对可能性的去总体化和去实在化，其结果是将时间和可能性从一切臣属状态中解放了出来。
在《大设计》中，霍金说：“在宇宙学中人们不应该从底往上遵循着宇宙的历史，因为那假定了存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具有明确定义的起点和演化。相反，人们要从顶到底地跟随历史，从现时刻回溯……我们用自己的观测来创造历史，而非历史创生我们。”因此，科幻作品的“无中生有”、书写创作与视觉创造，实际是在说：我们用以掌握我们所处当下世界的手段，就在于用能在的视角而非仅仅是历史的观点看待过去与现在，因为，一切可能性的世界，正如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一样，都是从无之中的创造、开拓与涌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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