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的曾侯乙编钟、五千多年的乐舞彩陶盆、八千多年的骨笛，考古学的发现一次又一次将中国音乐的历史向前追溯。但国乐西传却只有短短数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传统乐器、乐曲、乐队表演艺术逐渐被介绍到西方，成为西方社会日渐多元的音乐文化艺术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的西传

　　西方最早是通过传教士、旅行者、探险家、商人的游记、信件和札记来认识中国音乐的。它们往往多是只言片语，内容零散，描述粗浅，多用上义词，观点多为一己之见。不过，正是这些碎片化的资料，开辟了中国音乐西传的先河。

　　16世纪起，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逐渐被来华传教士译成西方文字，藏身其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也随之西传。《礼记·乐记》介绍了音乐的本原，“天地人和”的音乐审美及其“通政治，和民心”、教化德行的社会功能。《史记》作为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也给音乐留有一席之地，即“乐书”。《吕氏春秋》是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大成的杂家著作，《仲夏纪》和《季夏纪》的后四篇都是乐论，提出了“声出于和”与“和出于适”的音乐审美理论，认为“适音”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反对“侈乐”。《论语》提出中国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将伦理道德置于艺术美之始”。《孟子》认为“乐之实，乐斯二者”，音乐表现的是因仁义而喜乐的感情，强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的教化功能。《荀子·乐论》认为“声乐之如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唯有“中平”“肃庄”的雅乐有利于国之稳固，外族和民间的音乐都被定义为“夷俗邪音”，因此圣王雅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淮南子》虽然没有专门论述音乐的篇章，但在各篇中零散反映出道家“大音希声”的美学观点，“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实际上就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五度相生律”，由此得到的纯五度音程是最自然、最完美协和的，这便是“声相和”的基础，音乐美的灵魂就是“中和”。在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中，有关音乐美学的论述不胜枚举。这也为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在音乐文化上有所体现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的欧洲，人们可见用五线谱记录的中国曲调，听到中国乐队的演奏，还可在中国舞场、中国剧院中欣赏带有中国元素的音乐节目：意大利喜剧班首演的五幕喜剧《中国人》，法籍传教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抒情剧《法国的斯文华人》、戏剧《鞑靼人》和芭蕾舞《中国令节》等。一些中国乐曲如《柳叶锦》《茉莉花》也被译成五线谱，收录或引用到各种西方音乐文选和专著。但此时中国音乐还只是作为一种中国文化元素被欧洲人接受，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民众追崇异域风情的“猎奇”心理。

　　19世纪至20世纪，来华西方人数量增多，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著书立说。他们将中国音乐理论从先秦诸子百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之中分离出来，如《礼记·乐记》《周易》《论语》《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理论，《前汉书·律历志上》《周易》和《性理大全》中的乐律学理论，《通典》和《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苑洛志乐》《乐府传声》《宋史·乐志》和《音论》中的音律学理论，《琴声十六法》《琴适》和《琴赋》中的古琴理论与实践等。他们将这些内容按照西方乐学体系分类，引译到各自介绍中国音乐的著述中。李提摩太夫人玛丽·马丁的《中国音乐》分别从历史、记谱法、调式、和声、乐器等方面介绍中国音乐。阿里嗣的《中国音乐》介绍中国的礼乐与俗乐及其相应的乐器，音阶体系和记谱体系。帅福守的《中国音乐记谱法》介绍了工尺谱，并将《说凤阳》等四首工尺谱曲译成了五线谱。李太郭和邓尼克撰写了关于中国乐器以及音乐体系的论文。花之安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音乐理论》。卫礼贤创办的《中国学刊》包含了“中国音乐”栏目，发表了《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之精华》以及中国留德学者王光祈的《论中国音乐》《论中国音乐记谱法》。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分成三部分，一是八大类传统乐器“八音”，二是律学体系如“三分损益律”和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三是调式理论。乐维思的《中国音乐基础》论述了中国语言与音乐的内在联系，系统介绍了各种音阶体系和记谱法以及古代谱曲的基本规则，提出再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可能性。荷兰外交官高罗佩的《琴道》和《嵇康和他的〈琴赋〉》系统全面地译介了中国古琴理论与实践。法国驻华外交官莫朗的《中国音乐》、汉学家拉卢瓦的《中国音乐》和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库朗的《中国雅乐历史研究》，这三部综合性作品对中国音乐积极正面的译介得到中外学者的赞誉。“中乐西传”逐渐走上理论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海外华人团体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

　　海外华人团体也是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忘传统民俗节庆，也把中国民俗音乐带到那里。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茶馆在提供饮食服务的同时，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地方，常有中国艺人吹拉弹唱。他们演奏的中国乐器二胡、琵琶、扬琴、三弦、月琴等典型的中国乐器，给西方民众带来极大的感官冲击，引起当地媒体浓厚的兴趣，有关中国音乐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欧美民间各种报刊仅提及“二胡”的报道就有百余篇。受到价格因素影响，当时在海外使用的中国乐器制作工艺仍比较粗糙，与制作精良的西洋乐器有较大差距，同时受中西音乐差异、国际环境以及观众认知能力的影响，这些报道对中国音乐的评价往往不尽客观。但西方记者的描写让这些乐器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给二胡、琵琶这些乐器牢牢贴上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中国音乐逐渐成为联系海外华人的精神纽带，越来越多的华人民乐团涌现出来，活跃在各个社区。越来越多有志于传播中华音乐文化的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在海外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普及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令其吸引更多西方受众，并逐步走出华人社区，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以美国为例，如今的中国民乐团既有专业队伍，如纽约中国民族乐团、洛杉矶古筝乐团、旧金山汉声乐团等。也有非专业的社区乐团，社区乐团还分成人乐团与青少年乐团。许多美国高校设立多元音乐文化课，当然也包括中国民族音乐。欧美的报刊也时常可见中国民乐团体的演出海报。中国传统音乐已经逐渐走进西方民众的生活，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中乐西传”至少已走过五百年的历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中国音乐不仅走进海外华人、西方民众的生活，还走进西方的音乐。英国作曲家班托克基于《茉莉花》旋律创作了一首二部卡农曲。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将其改编进歌剧《图兰朵》，而剧中的另一首歌曲《今夜无人入睡》也深受该曲“柔腔风格”的影响。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阿巴扎将信天游、西北山歌、蒙古短调等极具地方特色的小曲改编成钢琴曲《16首中国曲调钢琴小曲》。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民歌《孟姜女》为基础创作了同名歌剧。俄罗斯作曲家夏里柯的《南中国幻想曲》是由多首广东传统民歌改编而成。中国的五声调式音阶被用到马勒的《大地之歌》、克莱斯勒的《中国花鼓》、沃恩·威廉斯的《低音号协奏曲》、罗赫博格的《秋天的文化》等作品中。中国音阶、中国节奏、中国音色越来越多走进西洋音乐作品。此外，经数百年的译介，中国音乐哲学也影响着西方音乐的创作，其中最典型的是被誉为“音乐哲学家”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受到《易经》的启发，创作了《变化的音乐》和《4分33秒》。

　　当前，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活动盛况空前，大量外国演出团体来华演出中国曲目，大批留学生来学习中国音乐，中国民乐团体和音乐家也纷纷赴国外讲学、演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正积极参与国际对话，重新焕发生机。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