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美术考古”这一词组最早见于1929年，郭沫若从日文版翻译了德国学者阿道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的著作《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19世纪欧洲古典考古学对艺术品的发掘，“美术考古”只是作者米海里司个人创造的一个词，大致可看作是以发掘艺术品为特征的欧洲古典考古学的代名词，并不意味着美术考古在西方已经具备系统的理论与概念体系，更不是一个区别于艺术史或考古学的学科或亚学科。

　　但是，郭沫若的译笔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近年学科交叉意识日益强化的背景之下，这一术语毫无疑问对中国考古学与美术史学之间的交流与融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逐步发展为人所熟知的学术概念。约一个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使得作为新兴人文学科的美术史学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从结构上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材料基础，拓展了其研究的时空范围，也碰撞出新的方法与概念，这些学术进步使得中国美术史整体的叙事框架有着重新改造的可能性。同样，许多考古学者也充分注意到美术史学研究迅速的变化，从其开放性的思维模式和积极的试验中获得启发。在这两个学科积极的互动中，美术考古成为重要的桥梁和共享地带。美术考古的这一属性，给学科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张力。

　　尽管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两个学科对于美术考古的理解与定位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个学科内部，亦是言人人殊，但这并不妨碍研究的总体进展。许多学者并不纠缠于概念本身，而是结合新鲜、丰富的材料，从具体的分析入手，充分发挥考古学与美术史学二者之优势，在试验中积累经验，丰富和发展美术考古这一概念工具。几十年来，在不少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成果，蔚然可观。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美术考古确乎已经成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生长点。在学科进步叠加的背景下，美术考古成为当代显学也是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大学汪小洋教授主编的《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以下简称《辑要》）可谓应运而生，既是今天总览中国美术考古研究整体面貌之作，也是简缩相关成果重要的一部资料集成。《辑要》共12卷，约500万字，瞄准中国美术考古研究最有代表性或材料比较系统的领域，包括墓室壁画考古、佛教美术考古和道教美术考古三个主要领域。这毫无疑问是近年来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研究者交叉最为密切、互动最为密集的三个领域。尤其值得学界注意的是，该书还兼顾了正在发展中的海洋美术考古研究，富有一定的前瞻性。相比而言，诸如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材料，以及古代器物、城市与建筑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也为两个学科所共同关心，但相对于更晚的历史时期，美术考古研究在其中涉及的范围尚不清晰，方法论不够成熟，还未到予以总结的时机，《辑要》暂时舍而不论，是比较妥当的选择。

　　《辑要》全面收集了1949年至2019年70年间全部的2000多项考古发现，按照省份编次，各省市区以考古报告发表的先后为序，予以简要的介绍，涵盖调查与发掘时间、遗存年代、遗存地点、遗存形式、遗存内容等各个方面，并辅以相关的平剖面图等，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全面的美术考古文献体系。这个体系中材料的全面性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在考古材料的收集上，《辑要》采取全覆盖的态度。该书面对70年间的考古报告，早期的材料不容易找全，近几年的材料又是汗牛充栋，这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编撰工作。另一方面，在考古材料的整理上，《辑要》要求完整保留第一手资料的信息，其中既要有已经成为学术热点的方向，又有学术界尚未关注的方向，通过完整保留可以为以后发掘提供线索。在这样的要求下，《辑要》特别关注信息的初始状态，尽可能原文录入，这就在材料选择上增加了难度。此外，《辑要》在考古报告之外又收集了考古评论方面的材料。考古报告发表后的对应性评论，往往针对性较强，同时又是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评价考古活动。这些材料的收集，也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从《辑要》的相关内容看，对学者们在田野材料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和评议的梳理汇总，应早已进入书稿的编撰计划，同样令人钦佩。

　　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一个世纪之前引入中国。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之初，即以史料建设为己任。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对待材料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早期领导者，也将材料的发掘整理放在考古工作的首位，除了有计划地编写、出版各种调查与发掘简报和报告，还注意随时总结考古收获。《考古》杂志从1959年第7期开始，连载《全国主要报刊考古论文资料索引》。在此基础上，从1978年开始，考古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四册《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囊括了从1900年到1990年几乎所有中国考古学的田野报告、简报、著作和论文的目录。从1984年至今，每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中，也有对前一年研究的综述、考古新发现的简要报道和文献资料目录等。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及主要学术刊物，也出版有相关的目录，分省目录也陆续编辑出版。这些目录的编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学科对于材料建设的重视，方便了研究者对于中国考古学资料的检索，提升了学科的规范性。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辑要》的撰写发扬了重视材料的传统，同时也包含新方法、新观念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辑要》采用编年史的体例撰写。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编年史出现的时间很早，并被各代文人喜爱，作者众多，名篇迭出。但是，编年史在材料梳理上工作量很大，在快节奏的当下更是会遇到周期长和被冷遇的问题。作者迎难而上，逾十年而完成编纂，实属不易。其次，《辑要》提出了规范性的原则。所有考古报告都有规范要求，但是当2000多份报告放在一起时，各个阶段、地域和类型交织在一起后，规范性就成为一件不容易把握的事情。为此，《辑要》在体例上有一些特别思考，其中制定了详细而合理的凡例，对规范性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操作的路径。最后，建构材料梳理的理论体系。编年史的优点是可以将所有信息全部呈现，不足是重点往往会得不到突出。解决这一不足，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辑要》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思考，信息全覆盖之后，通过分类、归纳和比较等方法，找到“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收获，并因此而建立理论体系。《辑要》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宗教美术考古编年史研究”的结题成果，其中的理论探索成果单独结集申报并且入选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说明这样的探索获得认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杂志从1959年第7期连载《全国主要报刊考古论文资料索引》之始，就专门列出“美术考古”一类。1978年结集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文物出版社），仍保留有“美术考古”这一门类，包括了“通论”“雕塑”“石窟寺”“建筑”“陶瓷与窑址”“绘画”“法帖、书法”和“工艺美术”等内容。此后出版的三册《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和《中国考古学年鉴》，均保留有“美术考古”一类。从1984年起每年出版一册的年度文献目录中，也保留了“美术考古”一项。据长期参与中国考古学专业刊物和重要报告编辑的杨泓先生介绍，在考古学目录中专列“美术考古”的项目，夏鼐先生起了主导性的作用。这也是夏先生与王仲殊先生两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撰写“考古学”总领条时，在“专门考古学”之下列出“美术考古”，并对这一概念加以初步阐述的基础。从以往的这些成果看，美术考古虽然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是基础性的工作已经初具规模，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有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资料索引方面成果很多，也因此而在学科目录上使“美术考古”占有一席之位。《辑要》是在这些基础上展开编撰的，也在资料索引上有一个针对性的探索，即明确提出所有研究都是围绕考古报告而进行。这个资料库可以作为工具书来使用，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电子化的数据库。同时，《辑要》入选“成果文库”的理论内容中，含有墓室壁画考古报告、佛教美术考古报告和道教美术考古报告的完整年表，含有这些考古报告带来的考古评论材料汇集，并且提出了关注度体系的梳理路径。这些内容，都是对美术考古资料的强调。

　　在近代中国美术史学建立之初，没有将材料积累视为第一位的任务，而更加注重对于中国美术传统的宏观概括，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教材和通史著作的编写。与此不同的是，《辑要》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传统，重视目录学的建设，这种做法对于美术考古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在该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研究者，我相信这项扎实的工作必将为国内外更多学者所重视。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