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界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等问题，一直怀有浓厚的研究兴趣。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在海内外学术界引发热烈反响，再次掀起国际学界研究中华文明的热潮。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纵观世界文明史，文明衰亡、文明中断、文明式微的现象屡见不鲜，唯有中华文明历经风雨飘摇而始终屹立东方、千年不倒，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何以跨越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而绵延至今？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今世界有着怎样的启迪？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 Alitto）围绕以上问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艾恺是当代西方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现年81岁的他虽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2015年，因对于中华文化传播的卓越贡献，艾恺获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包容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此前的研究中认为，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是独有的。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角度，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
艾恺：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提炼和总结，是十分精准而深刻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独有特征。
在我看来，连续性体现为中华文明在空间上的极强扩散性，以及时间上的极强持久性。早期中华文明并未局限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边界和疆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以现今中国的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为中心，早期中华文明辐射至其可以扩散的最大地理极限——东至太平洋，西北至巨大的沙漠、草原、冻土带，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南至东南亚丛林。中华文明这一极强的扩散性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得到了明确的记载。
直至今天，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仍然以中华文明的某些元素为基础。在当今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仍能找寻到汉文化的影子。这些国家的当代文化固然拥有各自独特的传统和根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较为年轻的中华文明变体，均携带着明显的传统汉文化烙印。此外，当中华文明被侵略破坏时，与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强的韧性与生命力，总是能够在自身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重建、自我修复——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大特色。
中华文明从其发源之初就是开放包容的，这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一直延续至今。在西方文明例如地中海文明中，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宗教组织，都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其成员身份是高度清晰的——一个成员无法同时参加两个政治团体或宗教组织。在西方历史上的军事战争中，战败的一方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奴役。而在古代中国，对于战败方的处理方式较为温和，更多采取后续合作和战力吸收的原则。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包括宗教组织的信仰区别主要由文化差异造成。在一个理想的宽松文化环境下，私人的、未公开的宗教信仰可以自由存在，只要其行为符合文明社会的相关规范。传统中国社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即持有这样一种宽松包容的态度，不同群体间对不同宗教经文的争论，并未像西方的神教文明那样导致严重的暴力斗争。此外，远古时代中国的原始部落采用动物图腾形象作为群体的象征。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图腾，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值得探究的是，龙图腾是典型的复合型图腾形象，由不同动物的不同肢体部分构成——兔眼、蛇项、蜃腹、鱼鳞、鹰爪、虎掌。出现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一种代表王权的兽形花纹）也是不同动物的合成物。截然不同的动物各肢体以一种融洽的方式组合成一个整体，这种复合型动物形象可以视作古代中国多群体合作、不同民族融合的产物，而非消灭他者的结果。作为一种早期的神圣符号，它们散发出一种中华文明的包容精神。
辩证思想启迪建设和平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易经》所阐述的辩证思想是否也是包容性的体现？包容性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有怎样的启迪？
艾恺：《易经》中的阴阳论体现了一种富有包容性的辩证思维模式。《易经》阐述了天地世间万象变化，这部古老经典堪称中国古代典籍之最，凝结着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结晶，不少学者将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总纲领。它蕴藏的深刻朴素的自然法则构成了2500年前中国宇宙论形成的基础，也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学、兵法、天文等学科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的概念不存在一个外来的“真神”或“上帝”作为天地万物和宇宙苍穹的创造者或立法者。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存在是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产生、发展、演进、变化的结果。
《易经》揭示了宇宙运行的根本方式及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一幅幅清晰的天地图景成为后世思想的智慧蓝图。这一宇宙学概念认为，世界时时刻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一切事物分分秒秒都在渐变之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没有什么是恒定的。然而，这种永续变化带来的流动性是遵循一定的模式、一定的原则发生的，并非无迹可寻、杂乱无章，这就是阴阳概念的最初来源。《易经》中的阴阳论，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种基本属性构成，阴阳相生相克，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并相互转化。这一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自然的观念是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的，对中国历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纵观西方文化尤其是源于古典希腊哲学的基督教文化，人与自然、神与人、自然与神的概念之间有着众多分歧，它们分别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实体的绝对分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处。
《易经》所体现的阴阳辩证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非二元论，对于当今世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按照《易经》的思想精髓，折衷与和解的精神应成为国与国交往所奉行的外交态度与相处之道，遗憾的是现实中的国际关系远非如此。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eibuhr）所持有的悲观理念，任何形式的美德都与现代国际关系无关，源于人性的自私动机和国家对争夺强权的追求，使得斗争和冲突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如果各国能够认识到中国典籍《易经》的重要价值，能够将阴阳论所揭示的妥协、调和、和谐的自然法则作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原则，人类将会迎来更加美好、和平、光明的明天。
世界历史证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古代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之一，今日中国有能力再次成为最先进、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您认为中国涌现出多个繁华盛世的原因是什么？
艾恺：中国古代史好似一条璀璨长河，不少朝代都稳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位，其繁华程度令世界艳羡，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都更为文明先进。以古代中国最辉煌强盛的朝代之一汉朝为例，我认为以下几点客观且可量化的因素可以用来衡量和佐证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第一个指标是人口规模，这是衡量一个国度繁荣与否及其社会发展程度的最直观的指标之一。如果某种社会制度行不通，生活在这种制度体系之中的人口就会减少甚至消亡。如果某种社会制度行之有效，与这一制度相伴随的将是人口繁衍和人口增长。这一点基本上适用于任何时代。早在公元前200年，中国的汉朝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全球最为庞大的人类群体。罗马帝国在鼎盛时期，无论是领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远小于汉朝。亚历山大帝国堪称世界级帝国，虽存在时间短暂却拥有辉煌功绩，然而其人口规模仍然不及汉朝。波斯帝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帝国，但在人口方面也无法与汉朝相媲美。
第二个指标是技术发展，包括社会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技术等各种类型的技术。早在战国时期，中国铁器技术就有着广泛的使用范围。到了汉朝，铁器技术于社会各领域得到了大规模推广与普及，在当时的世界遥遥领先，且这一技术的传播速度比同时期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更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地中海文明仍然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大量土地为贵族阶级所占有，土地无法自由流转和买卖，因此缺失催生铁器技术的客观社会土壤。到了汉朝，贵族的力量已经十分薄弱，同时朝廷允许土地流转和买卖，这意味着公平自由的商业竞争，这种竞争驱使土地所有者追求铁器生产技术等先进技术的提升。这是汉朝铁器技术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指标是基本经济水准，即物质生产水平。早在春秋时期，中国的奴隶制经济随着井田制的发展开始逐步瓦解，在战国时期正式形成了封建经济，而同时期的欧洲地区却以相对落后的奴隶制经济为主。到了汉朝，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已经远高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此外，在中国，出现商品生产的时间节点也要早于地中海地区。10—12世纪，名为交子的纸币作为纸质金融工具开始在北宋使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到了16世纪，几乎所有商品在中国都已拥有较为广阔的市场。
第四个指标是政府机制的效力，即政府（朝廷）的有效性。在这方面，汉朝显然远远优于罗马帝国。秦朝一统天下，采用郡县制，标志着官僚制度开始建立。汉朝基本沿袭秦朝的政府组织结构，由于其政治机制的卓越性和高效性，汉朝的疆域能够扩张到更远的地区，并将更多的人聚集在属于朝廷管理的同一个政治单位之下。汉朝官僚制度的巩固使得国家拥有完善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负责管理国家各个地区。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主要由地方势力联盟构成，罗马并未通过一个官僚系统直接管理整个帝国，对地方特定区域没有直接控制权，这直接导致其政府管理机制效力低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传统的历史叙事认为，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西方文明，这种优势一直维持到近代，直至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对此，您如何解读？
艾恺：汉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次涌现出类似唐朝的开元盛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华文明在世界版图上的种种优势并未消失。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一直到17世纪西欧社会经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后发生巨大变革，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优势“光环”才褪去。18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掀起了工业革命热潮，科学技术进步为欧洲工业发展带去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开始有所减弱。
最近，有学者在研究中将世界史中欧洲国家超越中国的时间节点向后推移了许多。例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中国与近代西欧拉开差距的“大分流”时间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另有研究数据估计，至少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华文明对世界上众多人口的生活观与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范围内受中华文明影响和塑造的人数是其他任何可识别文明的5倍之多。
众所周知，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政府机构设置的完善性和商业机制的成熟度曾感到深深震撼。当我们把目光转移至15世纪早期，另一个可以用来比较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例子是堪称世界航海史奇迹的郑和下西洋，在向海外诸国传播先进中华文明的同时，它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郑和带领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令人赞叹的是，船队有能力生产食物，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而船队所使用的明朝造船技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造船技术至少先进一百年。此外，这些多达27000人的庞大船队的成功不仅是造船技术、海军力量、航海术优越性的标志，更多地表明了明朝拥有能够创造这些技术的巨大社会财富，以及能够调动各类航海资源并实现远距离航行的政府机制效率。除了中国，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航海成就。
人们常常将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行比较。首先，哥伦布的航行要晚得多，大约在郑和下西洋80余年后才进行。其次，哥伦布在大西洋上的航行距离要短得多。再次，在航海装备方面，郑和船队远优于哥伦布船队。哥伦布船队拥有三艘船，其中最大的“圣玛利亚号”只有郑和“宝船”的五分之一大小，这一数据对比相当引人注目。
16世纪中期，出于侵略英国的野心，西班牙帝国组建了一只大型舰队，即著名的无敌舰队，舰队全部由军人组成。在无敌舰队从葡萄牙出发征服入侵英国的远征途中，由于无法对抗疾病、恶劣天气等原因而中断航行并以惨烈失败告终。相比之下，郑和船队从中国进入波斯湾，战胜了航行途中的种种不利因素，最终顺利到达非洲东海岸。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郑和船队是无与伦比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哥伦布船队、无敌舰队等其他欧洲舰队不同的是，郑和船队成员以工人和工匠为主。这种主要由非军事人员组成，不以掠夺财富、海外殖民、执行军事任务为目的的船队在人类近代史甚至现代史上未曾再出现过。可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展现了明朝强盛的国力，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您曾对中西方知识分子进行过对比，您认为二者有何不同？
艾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西方很多知识精英的思想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思维。例如，亨廷顿在冷战这一世界历史分水岭事件之后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以此预测未来世界的文明形态。这种认为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的观念契合了冷战后人们对未来世界格局普遍焦虑的心态，因满足了特定时代的趋势而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然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已经证明了文明冲突论的错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维、品格、气质与西方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很大不同。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折衷主义的情怀，一种调和与不偏不倚的精神，也即孟子所言的中庸之道。对待不同的文化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持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
我认为，这种心态可以追溯到中国思想繁盛的先秦时期。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思想高度发达，出现了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多思想学派和诸子学说百花齐放。值得一提的是，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更多是独立思想家，而不只是某学派的成员。如果你是某个学派大师的徒弟，你也可以探索其他学派的思想。“百花齐放”中的“齐”意味着同质性或统一性，这种性质反映在文化上即为融合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此您如何评论？
艾恺：我十分赞赏中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这种努力，并在文化领域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的决策。我认为，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和世界走向都大有裨益。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世所罕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远远超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期。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提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教授的任何东西都不足以预测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我认为，这种崛起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密不可分。
事实上，在预测经济增长的时候考虑到文化因素，预测结果才能更为准确。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韩国和新加坡也曾实现经济增长奇迹，而且未曾经历西方所经历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研究发现，两国的共同特征即为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然而经济学家在进行预测时往往不考虑文化因素，他们很少意识到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今天，中华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仁爱、礼节、孝道、亲族主义、敬畏祖先等“圣贤之道”，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对于中国达成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还是对于全世界实现更加和平、美好、繁荣的未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