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内容与议题广泛、理论与方法多样、学理与现实意义深远，值得国际关系学者从学科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其中丰富的研究成果亦可以作为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文本加以分析。近代中国学人在研究国际问题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历史资源来认识近代国际社会的实然，内化主权、均势、集体安全等现代国际规范；通过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与观念，用以分析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提出理想世界秩序，从而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文本的重新阐释与概念重塑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生成过程，折射出从“西学”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知识的转型，即从以国际法和外交学为主的应用型知识发展为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强调社会科学属性、抱有理论追求的国际关系学。近代中国学人在沿用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概念作为学科称谓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国际学”“国际现象学”等概念，用以囊括人类国际生活的全面知识。

　　在具体的知识生产过程中，除了大量翻译、编译西方国际法、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类的著述，吸收借鉴西方知识成果外，近代学人特别重视中国古代思想文本的挖掘与阐释，以古代经典回答近代国际局势变迁之问，从而赋予经典文本以国际关系的思想内涵。除了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生成中对传统文化的借鉴与利用还反映在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发现”或诠释，以及传统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转化之中。近代学人便已将“天下”“大同”“关系”“义”与“利”、“公”与“私”、“生”与“易”“德”与“道”、“通”与“定”、“力”与“势”等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问题的分析，结合国际关系的现实和中国的外交实践，以重新诠释的方式赋予这些重要概念以国际关系的思想内涵，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国际政治的权力观、伦理观与道德观。

　　在历史叙事中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的早期生成，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与时空观带入国际社会演化的理论构想与国际局势发展的判断中。一方面，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成为近代学人构想未来国际秩序的思想资源，并由此创造出“天下国”“天下性”“王道主义”和“朝贡体制”等概念思想，用以描述与解释古代东亚地区秩序和中国的外交理念。另一方面，在将“国际问题”和“世界知识”从传统的域外史地知识的书写中解放出来，形成“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以今文经学传统阐述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路径，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历史观，赋予传统公羊、谷梁之学以世界历史的意义和国际关系史的意涵。

　　理论建构与话语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形塑着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学理研究的方式、方法及其特点，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在理论建构层面，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立的理论谱系，并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带有明显的折衷主义与理论融合的色彩，表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征。

　　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研究中形成的科学观以及对科学方法的认识与运用，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不仅表现在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历史方法格外重视，对于传统文化与社会要素在分析国际社会演进问题时的凸显，而且体现在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时对辩证法和矛盾分析法的强调和实际运用，其背后蕴含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辩证与中庸的哲学思维，对于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的学科与理论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学人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例如对公天下、和万邦、心性政治、仁得天下等思想的现代诠释，使其不再陷于狭义的范围而成为“四海皆通”的，进而影响着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进行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外交实践。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知识生产中的跨语际实践中，不论是中国学人翻译西方国际关系著作，还是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发表，无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例如，以中国传统“大同”概念翻译与引介近代西方“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挖掘与梳理中国传统中的人权思想，创造性地诠释和翻译儒家“仁”的思想；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价值的中国声音，以呼吁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社会向着更平等、更公正、更文明的国际秩序迈进。

　　知识生产中的文明观

　　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生成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多样、平等、开放与包容的文明观。近代学人意识到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社会，实现在国际舞台中的“社会化”，并不代表必然否定传统文化及其思想资源，亦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会被忽视与遗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生成的进程中，中国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借鉴与利用的历史实践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使其成为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正面遗产，以及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思想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内在要求恰在于“双方必各自保有其个性”，“必会尊重自己个性，也同时尊重对方他人个性”，从而“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务求各自获得其高度圆满之发展”。这一精神不仅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而且可以运用到国家间的相处之中。近代中国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绝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是一种“世界化”。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体现着近代中国学人面对西方知识与文化的冲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在全球国际关系学兴起的今天，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过程中，作为本土思想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发展、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20世纪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变迁，以及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当代中国学人与近代学人在认识、理解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时的心态、目的和方式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理想国际秩序的想象，却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其中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亦有着共通之处。因此，对于当代学者来说，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过程中，挖掘中国国际关系学早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梳理、展现近代学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并将其运用到现代国际关系问题的分析中，从长时段的视角反思国际关系学从传入中国到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进程，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有着重要启示与价值。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