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著名文学研究专家杨义先生集思想史、文明史、文化史和批评史于一体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对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想的总括与凝练。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所说，这部书“展开了一个既有本体性、又有开放性的宏观视野，形成一种深入文明史的思想史”。在这部著作中，杨义先生清楚地展现出其思想史研究和建构的基石，即中华民族“第一流的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及由这份文化资源带来的丰盛的文化血脉和文化自信”。
杨义先生的学术研究起于鲁迅、终于先秦诸子、成于中华思想，可谓纵横捭阖、披古通今，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精神家园和学术根本的研究理念引领着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遨游、求索。在书中，杨义一语中的地提出，中华民族的“思想史植根于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脱离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的所谓思想史，只不过是概念的演绎，变成一堆空空洞洞的纸片”。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不仅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座右铭和方法论，同时也为既有的文明史、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文化形态、思想脉络以及独有的文学艺术一直被世人所关注，而杨义先生在其著作中构建的中华民族“一推二融的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其极为重要的学术基础，同时也是其思想原点。对此，他曾在书中形象地描述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运转过程，就像太极推移，南北互推，推中互融，在一推二融中把中华民族越做越大，做到长城以北，五岭以南。”这就是说，共生共融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源自于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思想形态和人文景观，并在这一过程中滋养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可以说，杨义先生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不仅对中国人文科学研究具有一种开拓性，同时对我们理解、把握中国文明的思想脉络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当我们重新审视生长于华夏大地上仍在不断延展着的纵横交错的文化形态与文明脉络的时候，它的绚烂瑰丽、丰富多样令世人瞩目。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史乃至文学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时间上的延展与空间上的多维生成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连续性和多元性特征。这是以语言的动态和思想的流动为表征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论是语言文字的文献形态还是文化观念的精神形态，承载的都是中华文明与思想的连续性。正是在这种具有统摄性的学术观点中，杨义先生犹如搭积木一样，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序列和思想谱系运用多维的方法进行构建、整合，同时这也表征出杨义先生一生学术追求的多维之路。
按图索骥的文学批评之维。2001年，杨义先生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并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入其中，他说：“‘中国地理学’带有浓郁的人文色彩。‘言其地分’‘条其风俗’，成为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并与圣人的学统联系起来。”中国文学原来以“史事”为主要脉络的批评范式被打破，先生将历史时间作为恒量、地理空间作为变量，搭建了一个由历史纵轴（时间）和地理横轴（空间）共同作用的中国文学的“绘图本”。在这个绘图本中，首先是要回到历史的原点去寻找文明的种子，通过查阅大量的文学文本、古籍文献，以及对圣贤文人成长和生活地域的文化寻踪与验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形成了先生独有的学术思想的时间序列，地理空间中文化形态凝聚的共识性与时间序列中研究对象（人）的特殊性在不断碰撞中呈现出多维度的中国文学地图。这是先生将恒量轨道上的每一个“事件”进行多维度考察与比较的结果，并最终将这些“事件”在空间的变量中予以学理的评判，从而将时空节点上的“事件”归结为历史序列的一部分。可以说，中国文学是杨义先生进入思想史研究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以诗化文的生命诗学之维。以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分析、生命经验考察为基点，杨义先生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批评方法——多维诗学理论，这是先生批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意识具有动态性特征，是作为生命本体和人类主体的内涵外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带着一种显性的族群文化气质。先生提出：“李白、杜甫是具有第一流的生命辐射力的诗人，他们在把生命辐射给文字和外物的时候，无处不打上自己的印记。真正的写诗者，处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外物和文字就是在这种特殊精神状态中组合成新的生命。”在先生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楚辞诗学》中阐发的对“文化—生命”的确认抑或《李杜诗学》中对李白醉态诗学的探讨，都是以纯粹的审美体验与生命感悟之维超越以往陈陈相因的文学史书写框架。在先生的“生命诗学”框架中，中国“意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这里的“意象”研究在某种思路上契合了梅洛-庞帝的知觉现象学理论，由此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拓宽了知觉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一个范例。同时，杨义先生以此为基础而阐发的中国叙事学理论，即叙事者通过对时间的操控与把握而形成文本话语的变异形态，说明生命意识意义上的时间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时间在碰撞中形成的神奇效果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谱系之一。这种以现代学术思维直面古典文献历史的研究思路，为新时代学术研究提供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
有血有肉的民族思想之维。从文学地图到文学地理，从文化叙事到生命意识、感悟思维，杨义先生不断夯实自己宏大的中华民族思想史的蓝图。“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深层目的是探究中华文明的生成、演进和发展， “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文明史生命意义的源泉”。至此，表征民族形象的文化现象、文学叙事便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史和思想史。比如，先生在讨论孔子文化思想的整体性时说道，“孔子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带有根本性，是毫无疑义的。如果要从孔子思想中寻找精华，起码可以找出八个方面，或者称为‘孔学精华八端’”。从宏观把握、整体思维入手并进行微观解构是先生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孔子研究上同样如此。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思想是在圣贤的个人德行始基上发展起来的，并由此得出具象的“孔子思想精华八端，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仁、恕、和、学、教、友、节、强。这是以高尚的人格支撑文明秩序的思想”。运用这一方法，先生首先进入中华思想发端初始时期的先秦诸子的“还原”研究中，“深入对先秦诸子生命的验证，诸子书是古老智者的生命痕迹，应该在生命体验中，尽量还原出有血有肉、能歌能哭，可以与今人进行生命交流的诸子来”。通过对诸子的国族、家族、民俗沉积、文化流动的多重互证，寻找中华文化的DNA，其根本目的是“在深化清理大国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发现诸子以生命拥抱文化的深层意义，揭示中国智慧的独特风貌和原创的专利权”。返回文化的原点，其根本目的在于从精神上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并为中国与世界对话提供思想资源。
共生共融的民族活力之维。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中，“边缘的活力”观点及其与“中心”的合力与碰撞是杨义先生思想史研究中重要的维度之一。如果说“先秦诸子的研究，是对中国文化根本的研究”，那么，多民族多地域鲜活的“边缘的活力”则是构成中华民族文明簇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义先生在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对承载文化信息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细读和比对，进而从根本上厘清中华文明思想的内在脉络，最终得出“多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共存、竞争而又互相包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结论。众所周知，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族群多样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结构特质，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集合了多元成分，包括起源上的多元、地域上的多元，以及种族上的多元”。以此为基点，先生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文明历史变异、发达、扩散和深化的动态轨迹，在这一过程中，繁若星辰的文化思潮与文明形态通过各个族群间的碰撞与交融，共同架构起丰富而多元的中华民族文明序列与思想谱系，这些都是“现代大国文化的本源和根脉”。
从上述四个维度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杨义先生擅长对世界的存在模式和运行模式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驾驭，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研究理路——考察具有生命流动性和历史感知性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序列与思想谱系。应该说，这是《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最显明的学术特征，也是它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同时，在这部思想史研究著作中，杨义先生通过纵横捭阖的论证分析和文献清理，以其“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融合以期创新”的方法论，实现了“‘以心印心’地激活民族文化之根的活力，做一个了解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的目的。正如先生在书中所言：“我们讲思想史，就应把它囊括进综合性的文明观照、先秦诸子发生学、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思想文化向民间的位移、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以及思想文化的方法论角度，展开一个既有本体性又有开放性的宏观视野，形成一种深入文明史的思想史。”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