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文集》，中华书局，2023年版

　　2019年末，笔者在日本东京神保町旧书店街专门经营与中国相关图书的山本书店内，发现了一册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的200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本，如获至宝。虽然早就在图书馆借阅拜读过这部经典著作，为了论文写作也找到了电子版，但终究不如纸质版便利，一直都想购入一本放在案头，随时参考、学习。无奈当时这部书的各个版本都仅见于旧书市场了，售价不菲，品相也难以保证。直到在山本书店觅得，便果断购入，漂洋过海带回书斋。

　　其实不唯《唐代科举与文学》，傅先生的其他著作，像《唐代诗人丛考》《唐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以及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等，都有类似情况。按照傅先生的说法，学术著作“应有自己的价值品位，要保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气节”。但“进入学术发展的序列之中”的著作，必然是物以稀为贵，物以精为贵。何况傅先生在评价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上万册脱销一空的现象时也说“图书市场的真正涵义是文化”，“一部有高品位文化的书”，能够“带动图书市场”。学术价值当然不能用书价来衡量，但从这一侧面也能看出傅先生著作之经典，实乃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的必备书目。

　　终于，2023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傅璇琮文集》，收录傅先生的七种著作，共24册。其中既包括《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等个人专著，也有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岳英灵集研究》。同时更将他从1956年至2016年间在报刊、专集发表的单篇文章，包括学术论文、杂文、随笔以及序跋、前言、说明等360余篇，结集为皇皇十册的《驼草集》。文集的整理出版，不仅便于我们获取傅先生60年学术生涯发表于各处的原创性文字，也给了我们更全面地领会傅先生著作的契机。

　　傅先生著述的重要特点便是很多结论可谓一锤定音，并给人以充分启发。作为后学，笔者在研读傅先生的著作时感受到，傅先生的这一功力，究其根本在于研究所具有的深度，这建立在他将文学编年作为基础工作，贯彻史源思维并考察文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融通文史理念，以及动态研究的态度与实践的基础上。

　　将文学编年作为基础工作

　　1962年，傅先生就发表有《高明的卒年》和《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关注诗人生平事迹考订及文学作品系年等文学编年问题。至1978年，傅先生便一口气拿出了27篇至少涉及31位诗人的文学编年研究集大成之作《唐代诗人丛考》。

　　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中，傅先生谈及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设想：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

　　为了完成这一可以触摸的文学世界，傅先生指出关键在于编纂“唐代文学的编年资料”，同时“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之后，傅先生不止一次地阐述过文学编年的思路，如在《文学编年史的设想》中就提到“首先你得把唐代上百位的作家行踪搞清楚，把他们创作的诗文时间作确切的系年，把作家间的交往作对应的考察”，先编订个人年谱，再把众多的个人年谱汇总为时代的年谱。

　　傅先生深知文学编年是一项大工程，绝非几年就能完成，也绝非一人之力能够胜任，但他由此便树立了这样的目标，在学术生涯中，将文学编年作为基础性的工作。

　　在《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后不久，傅先生出版了《李德裕年谱》。在古代，政治往往影响文学的发展。李德裕身处政治中心，文采亦独标一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深具影响。因此撰作他的年谱，不仅是实践“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的理念，更是切入、呈现唐代宪宗至宣宗朝“文学的编年资料”的线索途径。进入21世纪，傅先生又出版了专著《唐翰林学士传论》和《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在《文集》中合并为《唐翰林学士传论》四册），主要书写唐代200余位翰林学士的早年经历与任职期间的表现，再次丰富了文学编年研究的样貌。除了个人的专著外，在文学编年的研究上，傅先生还主编、参编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宋才子传笺证》等书，均卓然有成，气势宏大。

　　朱东润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中说：“倘使对于创作的年份没有搞清，我们如何理解作者在作品中反映的时代呢？我们如何理解他在思想认识、艺术成就等等方面的发展过程呢？有时我们也说某人的作品早年如何、中年如何、晚年如何，其实倘使我们对于创作的年份还没搞清，这样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文学编年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准确安置每一个文人和每一篇诗文在年代上的具体位置，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傅先生长期坚持的这一基础工作，奠定了他研究深度的基底。

　　融通文史：史源思维及文学与时代

　　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傅先生的研究具有融合而浑然一体的性质，并将其归纳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理性与文学精神的会通”“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思维”，等等。其中的关键之一当是融文学与史学于一体，在实际研究中，既强调史源思维，又注重文学与时代间的关系。

　　在墓志大量出土、刊布以前，研究唐人特别是唐代文人的生平事迹，主要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对此，傅先生很早就有反思，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点明这些记载“有不少缺漏和错误”，甚至有些文献“谬误之多是很使人吃惊的”。他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错误，却一直为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所沿袭。”

　　通过考辨诗人事迹，可以解决旧有文献的错误记载问题，《唐代诗人丛考》正是如此展开。不过，傅先生不满足于此。在《〈唐才子传校笺〉前言》中，他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探索材料出处，二、纠正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探索材料出处”，明确了史源的意识和要求。在写于1991年的《〈唐才子传校笺〉编余随札》中，傅先生有更充分的解释：“彻底清理本书的材料来源，从史源学的角度，要求做到两点：一是查考辛氏所用材料的最早出处，以及这些材料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流传过程，其间有无变异；二是考核材料的正讹真伪，从生平事迹的整体考察，来确定哪些材料经过检验是可以成立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只有厘清了文献的史源，才能明确该文献记载内容的性质——究竟是依据了可靠的材料，还是不可靠的逸闻故事，这将在根本上决定该文献是否可以利用与参考。

　　傅先生在这方面的具体研究，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与吴在庆先生合作的《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一文。《新唐书·杜甫传》记载严武与杜甫有极大的矛盾，甚至欲杀杜甫。傅先生就从史源分析切入，指出《新唐书》的记录乃是源自“多有荒谬不实之处”，充满“小说家言的编造”的《云溪友议》。由此重新审视杜甫与严武的关系，基本厘清了杜诗学中的这桩公案。

　　傅先生振聋发聩地提出：“一些研究者，不去查核唐宋时的史料，而仅引用《唐才子传》，不加复核，就往往把它的错误记载作为论证的依据。”笔者在从事杜诗学研究时，深刻地感受到了傅先生倡导的辨析古人之误，避免陈陈相因，以及将史源辨析引入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中，傅先生还提出了另一研究进路：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

　　为此，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史的叙述”，其后在这一思维下首先完成的便是巨著《唐代科举与文学》。

　　《唐代科举与文学》以唐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制度——科举制作为中介环节，沟通文学，“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同时试图探索唐代文人的心灵世界。这部书不仅成为文学与时代关系研究的典范著作，更具有学术专著难得的“人情味”，也进一步点明了文学研究不能脱离它的历史背景而展开。

　　之后傅先生在这方面多有成果，并反复申说其中的关键。1997年，在《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一文中，傅先生继续指出应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作家、士人的生活与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2005年，在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新视域下的唐代文学研究”专栏写作的主持人语《唐代文学研究：社会—文化—文学》中，傅先生强调，21世纪的学术趋势应是将唐代文学推向更具前景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要求在文本研究外，还要将文学置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研究。直到在去世前不久发表的《我写〈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学术追求》中，他仍提出文学研究不能将其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成因切割开来。这些呼吁，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

　　傅先生的学术，绝非限于所谓的文学领域。正是坚持做到了文史融通，才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无论在何种学科、何种方法路径的视野下，都具有无可动摇的深度。

　　坚持动态的研究

　　今人喜言研究需有“彻底性”——无论是搜集现有的成果，还是使用的文献材料，都需全面而无遗漏；从论证过程到最终结论，都需谨慎而无漏洞。这是极高的学术追求。不过研究总是难免“顾此失彼”，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在傅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采取了持续自我更新的态度，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动态研究：不断地根据新搜集的材料和新见研究，补充、修正自己已有的成果；对后来研究者的辨正，也不讳言，反而为之欣慰。

　　《唐代诗人丛考》成于1978年。交稿后，傅先生并未停下研究的脚步。通过持续搜集材料，并请教前辈学人，他对书中涉及的部分诗人的事迹，有了新的认识。当时排版技术有限，这些新认识在该版中最终以《后记》的名义，附在全书最后。2002年，傅先生在该书的《重印题记》中还提到，在初版后的二十几年来，学界如蒋寅、赵昌平等所作的新证“都是超越于我的。后来居上，这也是我的欣慰之一”。

　　《唐代科举与文学》在2002年重印时，傅先生在《重印题记》中积极介绍了先前由于海峡隔阂而未能获取的研究成果。从文中可知，该版并非简单的重印，而是进行了动态的补充和修改。如在讨论博学鸿词科是否应首先在州府举试时，初版使用的是中唐材料，重印时便根据王昌龄《送眘虚归取鸿词解》补充了盛唐时期的材料。又如关于举子试帖经因不合格落第后，仍可以诗再试的问题，新版根据《封氏闻见记》补入天宝初年的信息。类似的补充和修改，在全书多处都能见到。

　　傅先生在1985年撰写的《〈唐才子传校笺〉前言》中提出：“希望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今后将不断修改和更新笺证的内容。”之后，傅先生不仅亲自践行了这一目标，还组织了学者再予补充。1991年，傅先生写有《〈唐才子传校笺〉编余随札》，对该书采用的方法和具体的成效做了更加详细的解说，动态地反映了从1987年至1990年四册出齐之间的学术新认识。1995年，在新出的第五册“补正”卷的《前记》中，傅先生又回顾了当年的希望。而这30万字的“补正”，正是在傅先生的倡议下，由陶敏先生和陈尚君先生完成。

　　无论是在专著尚未出版，还是已出版后准备重印、修订，又或是主编丛书时，傅先生都践行着动态研究的观念，绝不停止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结论。傅先生不言“彻底性”，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的这一观念，使得研究无疑真正具备了“彻底性”。正是在这个过程里，傅先生的研究取得了难以企及的深度。

　　傅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重印题记》中说：“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学者……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应该是，自己所作的，要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在学术行程中得到认可。”这一追求是他反复言及的，也可谓是学人的最高理想了。傅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成果、理念与精神，通过24册的《傅璇琮文集》，以及由于编纂体例而未能一并收入的主编、合著的著作，存于世间，后学当予铭记、学习。

　　2019年在山本书店时，除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笔者还购得了几乎全新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已出的“上编·唐宋之部”三册。后来笔者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最初是在傅先生的提议下启动的。当时笔者的博士论文还在朦胧之中，以“后见之明”回想，也许那时就已经冥冥中注定我将会最终选择以杜甫为主题，选择融文学与史学于一体的研究路径，展开新的学术征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