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历史学家，我总是被一些难以用某种方式来证实的历史所吸引。这些历史给我们带来一些无法用传统学科模式解决的方法论挑战。看电视是一种短暂的、俗常的消遣活动，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档案证据；公路也抹去了它们的历史——它们实际上被涂上了柏油——但它们都触及政治、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文地理等问题。羞怯是我另一本书的主题，这是一种长期的、低强度的、难以定义的状态。它的历史注定由晦暗不明的碎片构成。这些书既面向普通读者，也面向专业学者。我的学术兴趣兼收并蓄，不固着于某一特定领域，这帮助我获得了新读者。我曾尝试换一种方式撰写学术论文，倾向于散漫的杂文随想，并贯之以一种独特的作者声音。这就是一种跨学科的形式。

　　这并非一帆风顺。不走寻常路的学术路径，让我偶尔羡慕那些有着更明确学科归属的人，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切磋。我有时觉得自己在知识上有点像个流浪者。我意识到，像我这样每写一本新书都要换一个主题的人，无疑是在挥霍自己的知识资本，而那些只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细作的人，却不会有这种担忧。尽管如此，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再次证实了我在《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版）中所写的一点：“跨学科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人文学科中一些最有趣的知识拓 展……这正是因为它的问题和缺点没有被既定的结构或惯例所掩盖。”跨学科给我们带来了问题，但它们是有用且有趣的问题。

　　现在回头再看这本书，鉴于当前人文学科的危机，我忍不住想重读一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学科总是处于危机之中。历史学家 J. H. 普拉姆在1964年就编写了一本名为《人文学科的危机》（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的书。在人文学科中，这种身份和合法性的永恒危机部分源于学科定义的模糊性。但在英美语境下，目前的情况尤其糟糕。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越来越多地将人文学科视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和不合时宜。在英国，人文学科部门出现了一波解聘浪潮，政府公开反对他们所说的“低价值”人文课程。政府现在坚持大学课程要物有所值，而毕业生工资的高低是主要的评估标准。可测量的投入（教学时间、学费）必须与可测量的产出（工作、加薪）相匹配。

　　人文学科似乎成了科学、技术、工程和医学（STEM）的穷亲戚。STEM是一个缩略语，现在也常被当作名词和形容词来使用（STEM技能、STEM科目、STEM工作）。我们忘记了这个首字母缩写词有多新，有时甚至忘记了它代表什么。在英国，投资STEM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已成为一种信念，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制药行业、计算机编程和电子工程等领域。

　　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不是那么容易量化的。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它们研究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杂乱过程。它们无法将知识简化为某种学科本质，因为它们研究的是独一无二的人工制品，它们都来自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事物，即人脑。通过讲故事来解释其他故事，通过使用更多词汇来分析词汇，它们追求的是启发性的复杂性，而不是追求科学那种优雅、清晰的简单性。科学向前发展，沿着其前沿不断前进；但人文学科是累积的，而不是线性的。它们逐渐加深了人们对意义和学识的理解，一点一点地扩展了数万年前开始的对话，那时候智人才刚深入洞穴，在墙上喷赭色染料。

　　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学科性的、边缘模糊的。我们在人文学科中使用的方法，需要像我们解释的人工制品一样，具有不完美的人类属性。换句话说，它们需要跨学科。

　　（作者单位：利物浦约翰·莫里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