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先秦语体散文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重点，产出了诸如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等丰硕的成果。2021年，夏德靠《古“语”文体述论》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梳理了先秦两汉以来文献典籍中出现的各种语类文体，对古“语”文体的产生及种类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书中关于语体观念的内涵、语体类型的划分、语体生成的方式论述十分精彩。
古“语”文体形态的三次划分
学界对于先秦语体观念的认识，目前还存有较大分歧。有的学者指出“语”是一种记言文体，有的认为它是一种叙事文体，有的认为“语”是一种既叙事又记言的文体，还有的认为“语”存在记言与记事两种文体。该书厘清了语体观念的复杂含义，认为这些看法虽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古语文体的若干特性，但是“大抵只是指明一些次生文体的特征，不能将它们视为对古语文体的整体归纳”。作者在书中写道，古语文体最初源于一种富于教益的“善言”，在被后人记录、编撰的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与实践，进而兼具叙事、论辩等文体性质，出现了事语体、专论体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文类。因此，古语文体从具体篇章到各类专书，包含着若干次生文体。
“语”以记言为文体标志，但又并非局限于此，而是在实际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若干次生文体，成为一种复杂文类。作者在审视古“语”源流基础上认为，应从篇章与专书两个维度考察文体类型，并提出了“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的说法。前者是篇章之“语”呈现的文体形态，后者是专书之“语”呈现的文体形态；也就是说，篇章语体立足于单篇，专书语体立足于专书。这是对古语形态的第一次划分。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析了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内部的文体样态。前者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与专论体等类型，后者则有国别体、语录体、世说体等类型。通过对古语形态的第二次划分，作者初步勾勒了古语的文体特征。书中还进一步对古语形态进行第三次划分，提出格言体包括散见式、汇编式、著论式、专书式；对话体包括问答式、省略式、评论式；根据言与事的关系，还可以把事语体分成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言事并重等。
上述三次划分使得古语文体形态得到全面而清晰的展示。作者还对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以避免将两者混同起来。比如《论语》，从专书语体层面看，属于语录体；从篇章语体层面看，则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但不能因此简单认为语录体就是三者总和。语录体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前面提到，语录体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但这只是指出了语录体记言的一面，并未指出其记行的特征（如《论语》中的《乡党》篇）。由此看来，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尽管存在联系，但由于分类依据不同，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古“语”语体生成的途径
众所周知，“语”最初以记言为特征，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复杂文类。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作者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格言体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这与当时社会的重言风气有关，格言体的生成与乞言和赠言这两种仪式行为密切相关，而对话体的产生往往出于特定环境下的某种特定目的。具体而言，对话体是在规谏、咨政、教学、清谈等活动中实现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事语体则是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先秦史官存在记言、记事分立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尚书》《春秋》。《尚书》主要载录言论，《春秋》主要载录事件。《左传》将记言与记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言事相兼的文献。随着史官传史方式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一种新的史传文献“事语体”生成了。“事语体”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书中全面讨论了“事”和“语”的复杂关系，并以《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为例，提出编年本末体“事语”和纪事本末体“事语”的说法。至于专论体，它的生成则与奏疏有关，是语类文献发展成熟的产物。书中指出，先秦专论体生成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诠释前人言论的方式来完成的。奏疏作为重要的专论体，在很长时间里以口头形式出现，它成为书面文献是整理的结果。春秋时代开始出现书信，这些书信主要用于私人或外交场合，而书信又促进了书面奏疏的出现，随着秦统一六国以及帝制建构的需要，最终确立了书面奏疏的主流地位。
不过，全书虽然将古语划分为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两类，但实际上着重考察的是篇章语体的生成问题，而对“专书语体”的考察则很少涉及，只是在“格言体的形态”一节中以《老子》为例做了具体分析。而对于像《国语》《新语》《法言》《世说新语》等以专书形式出现的非格言体语体文献，只是从生成方式角度指出它们存在“记言”“编言”“撰言”三种形式，其中的具体问题尚未进一步展开。另外，篇章语体中所包含的若干次生文体与各类专书语体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这些专书之间（比如扬雄的《法言》与他所效仿的《论语》）在文体特征上又有怎样的逻辑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作者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