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且持续加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开始陆续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1.1℃，如果在未来20年内不采取力度更大的行动，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升高将达到或超过1.5℃。

　　机会之窗正在关闭

　　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接近或已经越过一些临界点，而走向不可逆转的状态，一旦发生大规模不可控的变化，将出现灾难性的严重后果。然而，世界各国迄今采取的行动仍不足以遏止这种变化而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202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提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世界尚未步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轨道，按照目前的减排承诺，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较工业革命前升高2.8℃。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只有国际社会各种行为体团结协作，才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向既定目标前进。全球气候治理从来都不是某些特定国家的责任，也不是只有主权国家的政府才应该担负的职责，它需要各种国际行为体通力合作，携手应对危机。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气候治理的初始阶段，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就参与其中，推动并塑造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前发展。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紧迫性日益增加，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行动中，需要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将是其中的关键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和机制复合体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其运行机制是什么？如何理解和揭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当前及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发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我们选择何种策略参与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一种治理嵌构的理论视角》（李昕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从治理嵌构理论出发，全面系统梳理和剖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既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演进的角度，也从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现实变迁的角度；既有深入的理论剖析，也有生动的实践案例，以期全景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迁以及所发挥的历史与现实作用。

　　碎片化治理机制

　　该书认为，基于行为体多元化和机制多维化的碎片化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作者强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机制应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发展有时超越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国际权威调控，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嵌构方式来相互竞争、逐步自适和协调，从而形成一个气候治理的复杂机制复合体。正是从治理嵌构的理论视角出发，该书贯穿始终地运用这一理论，试图解释并为我们展现全球气候治理参与主体和运行机制的“真实”图景。

　　治理嵌构不仅是一种理论视角，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全球气候治理复杂进程的有力工具。它试图超越全球气候治理的单向度研究，既还原了全球气候治理复杂的多元动态演进形态，也为我们展现了全球气候共治网络的形成与积极作用。作者运用大量案例佐证气候治理嵌构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化参与进程。基于这种现实的案例分析，最后一章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宏观分析，落脚到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治理嵌构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落脚到最终提升参与能力的路径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经过30余年的演变，已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治理机制与众多行为主体参与其中的复合态势。从参与主体来看，除国际非政府组织外，还有世界各国政府、各种城市、知识共同体，甚至具有特定影响力的个体。该书从历史大视野出发，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分析影响其演变的主要因素，结合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现实变迁，既从气候治理的“过程”维度（网络化拓展），分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地位变迁、网络化嵌入模式及其网络化程度提升的动因，也从气候治理中的“结构”维度（权威性聚合），分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来源。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不稳定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因如此，才愈发需要深入的理论指导实践，也愈发需要从复杂多变的实践中及时提炼和概括有价值的理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