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开展建设、推进改革的复兴征程中，“社会”始终是其治理过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被军事斗争所笼罩，以革命化作为其外在展现形式。但即便如此，它也有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并没有被完全遮蔽于政治视野与革命逻辑之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打破“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治理模式，党内政治文化全面下沉，群众由“社会人”变为兼具政治身份的“社会人”。迫于当时“一穷二白”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先生产、后生活”痕迹。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步入社会化轨道，呈现由低到高、层层深入的阶梯式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宋学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10月版）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从革命化实践、政治化表达到社会化回归的历史脉络，呈现了以社会为根基，以党为主体，以思想为旨归的新型研究样态。

　　体现“大党史”研究理念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贯通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重要部分，更加注重思想的延展性。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重点是精英知识分子思想，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缺乏关注，隔断了传统与当下的历史联系。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起点与重心。近代中国面临现代化转型重任，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实质内核。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强调理想信念、组织力与执行力的独特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酝酿脱胎于现实中国社会，又反过来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社会。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与基层社会的自行运转以复杂状态缠绕在一起。思想史不单是思想家的历史，还需要从社会生活视角选取思想资料，发掘传统文化在结构性观念、非正式制度等方面，如何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组织工作、群众路线产生联系，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成为贯通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有力凭借。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疏通了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理难题，更加注重思想的穿透性。当代中国社会史长期聚焦于地域性个案研究，缺乏思想提炼和对自身研究基础的历史哲学反思。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现代化秩序的确立为主线，注重党的思想与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在关系，既着眼上层思想史，又兼顾民众生活史。党史学有长期的政治史研究积累，上层思想的研究范围、路径相对确定，难点在于如何介入民众生活史以及沟通上下层间的有机联系。上层思想与民众生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融汇、相互形塑。民间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表达与实践的最基础的载体和平台。民众生活包括民众的日常行为、集体意识、普遍感受等，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看似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追问这些前提假设的知识来源，即“前知识”的依据是什么，又是如何获得普遍性认同理解，从而变为现实的执行法则。因此，同一般社会史研究不同，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更关注社会背后变与不变的思想世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抑或个人与群体间的相互关系，都是需要深入挖掘的学术场域，均要以思想为线索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在属性。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打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关键环节，更加注重思想的深层性。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长期侧重宏观描述，成为孤立的方针政策史和文件摘抄汇编，从讲话到讲话、从结论到结论，缺乏学理分析与大历史视野，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机械主义。胡乔木、胡绳等党史大家均多次批评这种现象。这种著史方式的最大问题是抽象化，宏大叙事无过错，但僵化的方式不可取。该书作者尝试突破政策文件史的写法，从思想史高度看待政策材料，重新梳理思想与政策的逻辑关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新课题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靠其内在的合理性，非但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多元、知识爆炸、观念颠覆中湮没，反而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且具有高度韧性的实践力量。中国共产党深受传统文化润物无声的浸染，同时又为传统加入现代文明滋养。

　　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不能用西方理论裁剪资料，但也不能将视角局限于国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社会思潮中成为主流，并最终在革命年代的中国社会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要在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诠释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话语的深层机制、内在本源与发展流变。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本资源，更在现实中不断延伸拓展。书写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需要在大历史视野中把握其实践性特征，关注思想与实践的交互关系，从制度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实践过程中提炼其思想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为构建具有实践特色的新时代社会思想提供目标指引。这是党中央提出的全新时代课题，也是研究者需要着力破解的理论难题。

　　拓宽党史研究学术体系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具有深化党史研究学术体系的意义。党内思想凭借怎样的生产传播机制深入党外群体的文化空间与社交网络，从而变为社会层面的集体共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交错纵横的思想场域中，使自身的政党理念占据引领性、权威性地位？中国共产党如何接触、吸收、消化、领导中国基层世俗社会中的各类思想，从而凝聚历史伟力？近代中国城乡社会呈现巨大差异，面对以熟人社会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和人员物资充分流动、生产活动高度复杂的现代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乡土性格”与“城市性”的不同情境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跨文化、跨地域、跨种群的超大型国家社会治理？党的干部在下沉至基层社会神经末梢过程中，又是如何在接地气的同时，将以“地气”为代表的本土社会资源，转换为构成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进步的关键要素？其中的逻辑结构、体制机制、行为特征、道德情感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以上均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理路而形成的议题框架和问题域。同时，作为空间概念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被建构起来？以上问题域表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的过往与现实、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政治与学术、理论与实践、本土与世界、普遍与特殊、总体与局部、线性与多元、实体与表征等，均应得到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学术工程，既涉及传统社会思想、近现代社会思潮、社会主义理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又与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国际格局演化密不可分。历史研究是靠时间积淀而萃取出来的，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来说尤是如此。学者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持有持续的创新意识，重新考辨早已习惯的思想前提，恰如其分地评价研究对象，对包括自身局限在内的现状不断扬弃超越，从而拥有直面复杂场景、烦琐细节、现实规约的勇气与耐心，毅然走向历史的纵深处。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22XNH1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