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熟人社会网络不断消解，一个全新的陌生人社会全景式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套用研究者的术语：“没有一根线不是在无名氏的作坊里纺成的。”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社会人群结构、利益结构的多元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压力，中国的城市治理理念和方式势必受到冲击，需要现代治理体系提供更具活力的“城市逻辑”。这不仅要求城市政府在观念层面上调适政府—社会关系，也要求城市政府在治理技术上有所革新。一种具有协商特征的政府形态，就成为城市治理改革的选择。

　　《城市化进程中的协商型政府何以可能：一个组织学解释》（张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敏锐地观察到城市治理转型的一个趋势——从“管控型政府”到“协商型政府”的转变。但是，囿于长期的制度和组织惯性，这一转变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内将徘徊于变与不变之间，从而酝酿出复杂的改革效应。该书着力洞悉这个转变过程，回应城市治理转型的时代之问——协商型政府何以可能？如何实现？

　　拒绝线性逻辑，体现务实的研究作风。该书不是简单地讨论一个理想主义的制度变迁，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城市治理转型不可能否定与摒弃管控型政府的治理逻辑。虽然管控型政府阻碍了协商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但协商型政府依然需要管控型政府为其提供基础性的政治社会秩序。城市治理转型需要在管控型政府中寻找建设协商型政府的制度空间和发展方向。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勇于跳出处于真空的主观预设，从实践的角度直面这种“悖论”式的难题。

　　接地气式的本土创新。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与细致的案例分析，作者发现城市内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一种组织形态——“行政共同体”，即城市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包含，自下而上依附”的特殊组织机制。这种组织机制为管控型政府在城市内的存续提供了组织保护，但对协商型政府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即使在面对自上而下地推动协商型政府建设时，城市政府也很难在体制层面上完成城市治理模式的直接转型。但是，作为一种组织机制，行政共同体又不是封闭的，它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新陈代谢的“弱联结”关系。随着全社会对协商型政府需要的不断提升，它又能容纳组织创新的可能性，为协商型政府预留改革空间。基于这一认识，该书认为：城市治理转型中的协商型政府建设很难通过一般意义的体制改革推动，而需要经历一个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体制确认的制度变迁路径。由此，该书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景象：它既解释了城市治理转型之“难处”，又从“难处”中见“希望”之光。

　　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行政逻辑是一种多么微妙的存在：它既要保护秩序，又要容纳改革。而城市化进程中的改革与创新，正是在这种微妙而矛盾的情境下一点一滴地积累有利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治理转型的时代之问也被悄然解开，为读者认识与剖析城市治理难题呈现了思维图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