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优秀的著作能引起学术共同体的重视，进而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并非偶然。其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传播现象，吸引着来自传播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西藏新闻传播编年史》（周德仓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以编年史这一传统、古老的治史范式，尝试将先前诸多被忽视、被遮蔽的历史资料系统地放置于“阳光”之下，使其能够再度可见、再度发言。

　　建构“活动—事业—制度—思想”的叙事空间

　　从主旨与内容来看，该书是一部地方新闻史/区域新闻史专著，旨在“让读者系统了解西藏新闻传播历史，查阅相关资料，为开展专业工作与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著作按线性时间逻辑，不惟大事地收集整理了公元633年至2000年间在西藏出现过的重要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与新闻媒体的证明与叙述。全书设定了13项“编写说明”，将新闻活动、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统合，建构起“活动—事业—制度—思想”的历史叙事空间，确立了整部著作的“纲”。这样的做法，既遵循学界对于新闻传播史的主流叙事，对西藏地区建制化的新闻事业之缘起、发展、兴盛、更迭等进行系统叙述，又以媒介社会学、媒介生态学的学科思维，将与西藏新闻活动与新闻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事动态、人员构成、发展理念、经营管理、传播制度、语言使用、传播模式、受援情况、学术研究等维度纳入书写体系之中。

　　作者认为，古代西藏的信息传播活动既保守又开放，起始于吐蕃，历经元明清各朝缓慢进入文字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由竹木、石碑发展到纸墨；传播方式以驿传、茶马道、文告为标志；积淀了以盟誓、朝贡为代表的信息发布机制；诞生了以朝贡使者、驻藏大臣为典型的信息传播者；宗教色彩如影随形般涂抹于其整个历史过程。近代以降，西藏本土出现了以《西藏白话报》与拉萨无线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但因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新闻市场，加上封建农奴制度的打压破坏，并未建构起自主的现代化传播体系。在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导和国家实施的对口援助战略的重要支撑下，西藏当代新闻传播事业（1951年至今）建构起现代化的地方传播体系和新闻传播教育架构，具备了跨区域、国际化的突出传播能力，履行了鲜明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确立了“藏汉双语传播”的基本传播模式，实现了以藏语媒体为主骨架的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体系化发展，拉开了新闻传播事业产业化发展的帷幕，传媒生态也逐步由封闭走向创新与开放。对此，该书用数千条史料、报道、掌故、数据与图表，叙述了千百年来西藏新闻活动与新闻事业的变迁图景。

　　范式之变与范式之争

　　以如此之纲透视所述之目，所收获的不仅仅是渗透著作的详尽论述与缜密思维，更有对编年史范式意义与价值的重新认识。在已有学术传统中，进化论范式、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新新闻史范式、新报刊史范式等，不同程度地被应用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通史、专门史、断代史等各种史学类型的论著相继出版，蔚为大观。我们发现，范式之变最终带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知识生产，而范式之争则将其拉回到自说自话、各自圈地的初级阶段。如今，肯花费大量心力去做编年史研究的人越来越不讨好，将其应用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些秉持了新范式的著作，常常援引克罗齐所说的“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来贬损编年史范式的价值。殊不知，克罗齐本人除上述言论外，依旧笃定“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为当代史”。

　　其实，无论范式、视角与路径如何变化与革新，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以“编与述”为核心的编年史范式，仍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培育学术想象力、促进新知识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不充分掌握‘史料’，不对‘史料’进行过细研究，不对‘史料’进行甄别与考订，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历史事实与解释历史发展规律”。没有史料支撑的新闻史研究，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和无米之炊，是根本难以为继的。

　　创新不是用新范式异化旧范式

　　宏观维度看，该书确立了西藏作为鲜活历史的主体存在，条分缕析地梳理了西藏地区新闻活动与新闻事业各方面的发展面貌，拓宽了中国地方新闻史/区域新闻史的研究版图，并确立了西藏在其中的醒目位置。中观维度看，该书为西藏新闻传播史研究、西藏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突破夯实了史料基础。微观维度看，书中发现和呈递的新史料，为深化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书中叙述的“新闻援藏”就是典型。作者从援藏方针、援助单位、受援单位、援助目标、援助内容和项目、援助时间、物资价值与援助效果等多个维度，详细展示了西藏新闻出版局受援、全国电影设备援藏与全国广播电视系统援藏等多个援藏实践的实施情况，为后续者考察新闻援藏夯实了史料基础。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说新闻传播史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应当不会引发争议。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西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畴。如果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清不楚，将来的路也必定不会踏实。与新范式亦步亦趋，或用新范式异化旧范式不是西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目的，更不是将西藏新闻传播史研究作为职业、志业的新一代学人所追求的风范。创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野固然重要，但新闻传播史毕竟属于史学范畴，离不开对史料的占有与考证。而所谓新视角、新思想、新范式只有恰切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才能被称作学术创见。

　　该书的学术创见在于：将西藏作为观察历史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终点，把新闻活动与新闻事业纳入西藏政治文化、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的复合结构中，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作者既分析了西藏新闻活动与新闻事业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审视了其在现代化、市场化、产业化转型过程中滋生的某些“惰性”因素，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了基于具象化呈现与反思性批判的鲜明案例。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