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对古代西亚的特殊兴趣和专门阅读，一般读者对苏美尔人的印象无外乎三个词：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吉尔伽美什史诗。许多历史叙述中不约而同地出现“苏美尔人”与“两河流域”的简单结合，苏美尔人逐渐被符号化为两河流域的代表，成为一种刻板印象。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刻板印象与符号化无疑会简化苏美尔人与两河流域的联系，而过度简化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失实。

　　重构苏美尔文明发端时期的历史

　　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雷在《苏美尔人》（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3月版）中意欲打破这种刻板研究。全书通过对两河流域水陆环境形成、变化的重现，展示了两河流域陆地形成的方式，指出其与此处居民独特性的联系——“富饶的土地潜在地吸引着居民的迁入，并且这是必然的，只是居民们不会同时到来，而是随着环境改变而逐渐迁入，而且他们是从远古海湾的各个海岸而来，并不来自同一地区”。作为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地区，地理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区域的居民拥有复杂的民族成分，而苏美尔人则是“所有移民中迁入最晚的”。作者从苏美尔神祇与传说、苏美尔与印度文明的相似处、埃利都等地发掘的彩陶等文物提供的线索，论证了“两河流域似乎原来就存在着人类”的观点。

　　苏美尔人从何而来？书中给出几种可能的解释，各有其合理性，但若想下定论，可能还有待更多史料的现世。连带而出更基本的问题是：苏美尔人是谁？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苏美尔人。作者将其称为一个种族加以描述，但没有更多着墨。而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多有分歧。有学者主张“严格意义上讲，‘苏美尔人’这个称呼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讲苏美尔语的人’”。但这种解释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进一步探索（苏美尔语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也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可能就是一个众多民族的混合体。结合创世史诗和巴比伦人的记述以及对原始居民遗址的考古，作者尝试对苏美尔文明发端时期的历史作出重构性叙述。虽然基于许多不确定的证据，有很大的商榷空间，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拨开历史迷雾

　　苏美尔人的历史存在一些不易解决又无法绕过的难点。一方面，该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城邦众多，民族间交流、冲突、融合交织在一起，城邦间时而混战，时而臣服于霸主。这造成了两河流域历史的复杂性，而苏美尔人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局部。正因为复杂、牵连甚多，才更难于发其一端，需要史家既要会通观要，又要具有细致入微的眼光。另一方面，两河流域的历史虽有一些文字记录，也有众多遗址、墓葬及出土文物，然而战争、劫掠、破坏、毁灭使得大量珍贵史料埋没于历史的尘埃。相较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现有材料还相对有限。

　　记录苏美尔早期历史的文字资料，主要源自苏美尔王表、传奇故事、卜辞文书、王室铭文以及国王年名。对于苏美尔文明早期的宏观历史时空来说，苏美尔王表无疑非常重要。书中指出，使用王表需要注意一些关键问题：首先，王表的记载时间似乎是连续的，但实际上许多王在位的时间有重合，也有许多王没有被收入年表，故而年表所反映的绝不是全部、准确的历史，取此舍彼的选择受到某种观念的支配。其次，王表关于统治时间的古怪计数，可能缘于不同符号系统间的混乱，也可能是某种天文学理论的系统在起作用。再次，由于国王被神化在当时并不鲜见，因此许多国王的名字又会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更加模糊。正因如此，作为考古学家的作者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和阐发丰富大胆，而对文字资料的征引则显得相当谨慎。比如，为说明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的文明并非封闭、地域性的，而有着广阔的贸易网络，作者谨慎对待从王表得出的推论，将重点放在对乌尔遗址出土文物的分析上，指出其原材料几乎全为外来，由此证明了苏美尔文化扩张之远。在还原苏美尔人的军事组织时，作者通过对三件重要文物作细致的图像分析，揭示出苏美尔军队的武装和组织及其演变。不过作者虽对文字材料保持谨慎，却并非全然不用，而是使用时力求恰到好处。比如叙述拉伽什被灭一节，引用一首拉伽什祭司或书吏所作的挽歌。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看，这段引用不仅佐证了历史的真实性，亦增强了灾难的即视感，呈现了历史的鲜活与沉重。此外，作者始终对文献史料中的语言因素保持敏感，比如认为具有闪米特特征的官员名字出现更加频繁，可能反映了闪米特人的重要性或闪米特因素对文化变革的有力参与。

　　展示文明肌理

　　仅有轮廓的文明是不生动的。作者在第四章从法律、财产、婚姻及家庭关系、社会等级、宗教与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呈现了苏美尔社会的微观结构和生活图景，展示了苏美尔文明的肌理，使历史叙述更加立体生动。比如，在论及苏美尔社会的法律机构时，介绍了一位名叫玛什基姆的官员，他负责在法律案件中接受原告首次诉讼申请。然而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官，而是一名仲裁人，致力于在走上法律程序之前，尝试通过调解促成当事人纠纷的解决。在苏美尔人的时代，竟有如此发明，着实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另外，神庙在人们印象中是神秘而庄严之地，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作者向我们展示了神庙的另一面：女祭司们担任着神妓，她们多有子嗣，却不知其父，可以与世俗丈夫结婚却不能为其生子。尽管如此，她们可能依然受到人们尊重（低等级女祭司则未必）。由此产生的大量不知其父的儿童成为一种社会问题，造成收养子女的行为普遍流行，而法律也不得不为此设立条款以保障和规范养子的权利及其与养父母的关系。此外，神庙既是维系国王权力的重要政治工具、教育培养专业书吏的场所，也是社会财富的聚集地，在战争时甚至凭借地势及其坚固的建筑成为最后的御敌堡垒。在第五章中，通过庙塔遗址的发掘，作者进一步还原了神庙中的生活，神庙不仅征收赋税、宣读判决、行医，其神职人员还负责打理国王宫殿的日常事务。

　　将苏美尔人创造的辉煌文明从遗忘深渊中拯救出来只是第一步。在全书末尾，作者写道：“现在最大的难题不在于认知真相，而在于评估苏美尔人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现代人亏欠苏美尔人的。”无论是在建筑技术、造型艺术、思想观念还是法律领域，苏美尔人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均有迹可循。正如伦纳德·伍雷所说，“苏美尔文明照亮了一个停滞在原始野蛮中的世界，具有拓荒之功”。认识和还原这一伟大的古文明，注定是一项对人类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长久以来，史家出于求真求实的使命，始终不渝对客观性的追求，在此过程中不免求助于框架化的叙述。这种做法甚至潜在地影响着历史学家的思维，使其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沦为机械加工，将历史化约为能够填充进其历史叙述框架的质料，最终搭建出面无表情的历史机器，冠之以历史进步的宏大意义。《苏美尔人》的历史叙述提醒我们重新反思，史家为何要回到故纸堆（泥板）和荒野，去发掘尘封在黄沙之下的千年陈迹？或许说，这正是因为人类对自己根源的执着探寻和深厚感情。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人”。机械化的历史叙述所造成的“人”的缺位无疑是一种悲哀。史家虽然有保持客观的使命，但绝对的客观并不存在，且理性的清明和情感的积淀并不天然地矛盾，或许包含史家情感的文字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这也是赋予历史叙述以温度和魅力的关键。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