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前近代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三国志》到《清史稿》的“二十六史”专设日本传，日本以“六国史”为代表的官方史书大多以汉文编撰而成。相对而言，中国学界对夹在古代（平安）与近世（江户）之间的中世日本的研究较为薄弱。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学者加大研究力度，推陈出新。其中，《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可谓是一部扛鼎之作。

　　该书作者郝祥满教授自2007年以来出版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中世日本佛教和社会文化相关专著三部：《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是本人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中的一部力作；《中日关系史（894—1170）》（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是在上述专著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以禅宗为切入点，研究时段从12世纪末至1603年前后，内容从佛教拓展到中日交通与日本社会文化，以1170年作为古代和中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断代节点。

　　郝祥满围绕中国禅宗“日本化”和“化日本”展开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关于禅宗的“化日本”问题，即禅宗影响下的中世日本社会转型，他在该书中分为政治、经济、外交观念、学术、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数章已进行了详细论述。这里着重评论一下中国禅宗的“日本化”问题。中国禅宗东渐日本及其在中世日本的转型，即宋明禅宗的“日本化”，是中日、内外合力作用的结果，日本的变通作为内因是关键，中国赴日宋元高僧的“权变”也很重要。

　　1170年以后日本政治、宗教斗争激荡，经济和社会日常等方面也急剧变化。平清盛积极推进开放日本“国门”，扩大了宋商在日活动范围，中日民间贸易的拓展方便了日僧来中国求法巡礼，为日本输入了新宗教、新思想。1192年以后武家政权兴起，政治的多元化促使新统治理念的探索，“显密体制”受到质疑和冲击，意识形态方面亟须新的信仰和权威替代之。

　　以荣西、道元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顺应时势之变，为改造思想禁锢、政治动荡和社会颓废的日本，为挽救日本人的“末世”心态，在“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消极语境中来中国求法，这也可以说是为“化日本”而寻找佛法和权威。但是，以天台宗、真言宗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控制了京都朝廷，不愿退让，日本“祭政一体”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难以改变。

　　天台宗出身且为复兴日本佛教而来宋朝的荣西、道元却先后改崇了禅宗，将中国禅宗临济、曹洞二家传入日本，但他俩的弘禅活动遭到日本宗教保守势力的嫉恨和抵制。荣西禅师为使临济宗能够在日本立宗，不得不寻求“方便”，与日本天台密宗妥协而创立了禅密兼习的“兼修禅”，同时“亲近国王大臣”，让掌握日本实权的将军成为禅宗的“护法”，这是临济宗日本化的开端。道元的《护国正法义》则因受到比睿山僧众的抵制而未被朝廷采纳，其禅法被判为“不依佛教”，所开创的兴圣宝林寺被破坏。道元被驱逐出京都后，到越前山中传禅，从此走平民路线。道元及其曹洞一派为争取日本大众，在传教方式、礼仪作法、传教语言等方面顺应民俗和民情，作了日本化的变通。

　　兼修禅风的传播让越来越多的日本天台宗僧人渡海到宋朝拜师求法问道，并“由教入禅”，改崇的潮流一方面致使“兼修禅”队伍壮大，使“显密体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导致宋禅的日本化，南浦绍明、宗峰妙超和关山慧玄对临济宗的日本化贡献最大。

　　宋元鼎革之际，中国禅僧兰溪道隆等纷纷东渡日本，弘传宋风的“纯粹禅”。尽管“日本的禅宗，在传入初期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台、真言等旧佛教的框子。乃至宋僧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渡日后，便逐渐中国化起来”，但其“纯”化、“中国化”是相对的。宋僧面对语言、习惯等的差异，不得不作了顺应日本国情的变通。

　　禅宗的日本化还表现为日本禅僧的世俗化，突出表现为日本禅僧的士大夫化，追求世俗名位和职位，努力成为日本朝廷或幕府首脑的顾问、外交使节、秘书、御用文人。

　　禅宗东渐日本后成为日本武士的宗教信仰，使许多武士“居士化”，幕府首脑源氏、北条氏、足利氏先后参禅入道。禅宗作为新佛教在日本的立宗，不仅成为将军、武士的宗教，而且被武家政权上升为“国教”；不仅融入中世日本的政治理念之中，还促成古典武士道核心价值观“死的觉悟”的完成。

　　禅宗的日本化还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日本禅僧儒佛兼学、以儒助佛，研讨汉学、摹写汉诗，促成中世日本的学术转型。“兼学禅”的流行，导致诸多中世日本禅僧“由禅入儒”，由禅僧转变为儒学者，最终导致日本禅宗走向衰落，使朱子学和阳明学得以传播，并取代禅宗主导了近世日本的意识形态。

　　该书不足之处在于，与禅宗日本化相关的“兼修禅”这一重要命题，日本有人曾介绍了日本“兼修禅的勃兴及其系谱”，该书对“兼修禅”的阐释未能具体到位，没有突出早期日本禅僧兼修天台、禅宗以及日本佛教界“诸宗兼修”的提倡。该书注重历史和理论框架的建构，是为长处，但不足之处也因此而出，即缺乏对禅宗“日本化”历史细节的叙事和考证。此外，关于天台宗僧人转而学禅、禅宗僧人转而学儒的问题，是日本从古代进入中世、由中世进入近世的标志性事件，但该书缺乏充分的铺叙与交代。

　　总而言之，瑕不掩瑜，国内读者若想系统了解中世日本社会，可阅读此书。对于中日禅宗交流史的研究者来说，该书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