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洪卫先生相识有时，亦师亦友，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颇为相契，并有幸多得他的提点。其著《王阳明身心哲学研究——基于身心整体的生命养成》（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9月版）从提出选题到出版历时18年，其中凝结了他近20年来的思想精华。书中议题虽立足于阳明心学，却关涉广泛。

　　收敛身心使致良知不沦为空谈

　　全书分上下两编，凡八章，不满足于仅对阳明身心哲学的梳理和开显，而是在中西哲学的宏大视野下进行考察与论证，认为身心关系问题是中西哲学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的出发点，是它们的交集，同时也是“未来可能的普遍哲学或世界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书通过对身心一体、身心整体的探讨，指出个体道德现实化的可能性，试图就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考提供传统儒者在理论思考和体证、实证层面的一些智慧。

　　作者在序言中点明主旨：阳明心学凸显心的内涵及其引导性、规范性和修证层面的指向意义，但在此基础上，该书还着重强调了身与身心一体、身心整体等向度的展开。其目的在于揭示阳明心学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身心层面的根据，说明知行合一和阳明所指示的“自由”是在具有直接行动力层面上的论说，这个行动力是身心一体和身心整体的，否则便不具有行动的能动性，或仅具有思维的能动性而不具有身体行为的能动性，或只具有动机性但无法具体实践或无法完全践履。可见，作者不只在阳明心学方面进行发挥，而是着力探讨良知的身体基础、知行合一身心层面的根据。如此，阳明学就不只是心灵之学或心理之学，还是身心之学和生命养成之学。

　　在孟子处，儒家便已开启身心双向观照路向，其言养心，又言养气，养心以全心，养气以全形。至宋明理学，众儒学家顺孟子路向皆有精微发越，如张载之“大心体物”与“变化气质”，二程之“敬以直内”与“义以方外”，朱子之“心理贯通”与“格致诚正”等。而陆九渊认为朱熹的心性工夫“支离”，属于“屋上架屋”，他主张“减担”，工夫要简易直截，发明本心。阳明沿承象山的路线，立心为本体，训格物为正心，致知为致良知。可以看出，陆王更侧重发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养心工夫，但也带来一个误解：陆王仅有心性觉解和发明本心一个维度，阳明突出心性对于人生修养的主导意义，给人以阳明只言心而不言身的感觉。

　　长期以来，诸多学者谈论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主体道德如何投射到外物上，有些学者得阳明只言片语辄大加发挥，岂不知自己已有近禅空疏之嫌，亦落入阳明后学流弊而浑然不觉。他们大多没有注意到阳明曾有言：“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这表明，天地人物以收敛为常态，发散则是不得已之事。而世人多闻 “致良知”语则志气盎然，跃跃欲试地想把自己的良知“致”于事物之上，大有“我为天地立心”“我为万物尺度”的优越感和挥洒感。致，发也，放也。孰不知，在阳明讲致良知之前，首先是收敛，收敛身心，使身心一体，这就是孟子的“求放心”之义，把放逐在外的心收敛到自己的腔子里。可见，阳明在“致良知”与“收敛身心”之间保持了一种恰当的张力，并非空谈良知和心性。这是该书给我带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启示。

　　由知识之学向为己之学的学思转变

　　关于身体哲学或身心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领域虽出现一些苗头，却鲜有相关力作面世，作者意欲在开拓身心哲学的研究话语和范式上贡献绵薄之力。

　　目前，学界（主要是大陆学者的研究重心在儒家心性论上，至杨儒宾先生《儒家身体观》一书为儒家身心之学研究打开新的面向）阳明学研究基本集中在王阳明的“心学”，对其“身体学”或“身心学”关注不足。作者有意揭蔽和彰显阳明学身心的双向维度——书中明确提到这源于他多年前读到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时的震惊，方知原来儒家也有类似于佛老的生命体验；后又读到阳明学说，发现在儒家心学中还有许多引人入胜和有待发掘的领域，遂决定从原来的政治学研究转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来。

　　该书试图完成由知识之学向为己之学的转向，或者向为己之学的回归。我们知道，自孔子提出“为己之学”的儒家为学宗旨后，后世儒者无不以此为圭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学人在对儒家思想范畴和演变历史的梳理中，就概念说概念，把儒学做成了客观“真理”，不知不觉坠入知识之学的旋涡，忘记了儒学乃切己、切身之学。这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学思转向。

　　身体一维挺立不足

　　该书极力从身心二元立场考察阳明学，满篇皆是身心互动、身心合一的论证。作者煞费苦心地调动起整个中国思想资源乃至世界思想资源，来论证身心一体之学。从孔孟老庄到程朱象山，从康德的自由意志到笛卡尔的身心哲学，凡此等等。但若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书中关于身心合一的具体操作工夫或方法却少之又少，在一定意义来说，该书还是广泛意义的儒家心学的展开，身体一维挺立似有不足，即“切身”还不够，与佛老精微细致的身心工夫相比，还是“粗了点”。

　　书中提及的阳明心学的身心工夫，如立志、主一、定气、存心、静坐、正念、定心、持志、养气等，本质上还属于心性义理与工夫，向身体一维的延伸仍显不足。举一具体例证，书中指出，阳明主张静坐涵养是收敛身心的工夫，当弟子周道通来信问道：“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显然，周道通的疑惑在于：静坐、看书和游历等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尤以独处时更是如此，反不如与朋友共同讲习进益更快。阳明回信曰：“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阳明只说“工夫大略只是如此用”，却并未向道通讲解这些工夫更为细致的环节和具体的做法。尤以静坐之法，阳明曾在年轻时向铁柱宫道士叩学坐忘之法，后曾“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甚至连龙场悟道也为静坐中所得，但阳明在其著述中几不见其细言静坐之法，此法只是因循道家工夫而已，还是阳明另有创设？依我目前对阳明著述的粗略了解，尚不得而知。若只是因循道家，阳明为何又告诫其门人静坐养生乃“簸弄精神”“玩弄光景”？

　　这个挑剔显得有些苛责，因为这或许已经不是作者可以解决的问题，在阳明的表述中本来就所涉不多，甚至进一步推及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也是凤毛麟角。儒学的重心在心性道德之于社会伦常及秩序的建构，身心之学更多停留在价值层面的肯定和适可而止的提点上，在众多儒家学者的著述中，比重小且并不深入。这可能是由儒家的“初心”决定的，亲亲、仁民、爱物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叙事和情怀已经足够宏大了，再要求向内身心操作的细化，确实太难。最后，我将这个挑剔的问题表述为：阳明及儒家那里究竟有没有更为具体的身心操作方法？若有，是什么？或者，儒家对身心追求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期待方家撰文求证！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