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诸子学说各有其核心观念,但用一二字统摄一家学说往往会以偏概全。古人何以喜用一二字概括一家之学?首先,当然可说是行文简洁的要求;其次,古人认为诸子之学是“道术为天下裂”的结果。《庄子·天下篇》就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即诸子只各得道体一偏,各执一说,而所谓核心观念才能成立,或如民国学者刘咸炘所谓“(诸子)持一说以该万事,而自成条理”。
德道即真理
诸子百家“流荡不返”。任国杰在新著《德本体─德道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中提出,孔子晚年因研读《周易》,使得自身学术思想发生关键性转变,建立了一种以德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完满周备,兼包“古之道术”,而惜乎不能为时人所理解,故而孔子临终有“天下莫能宗予”的伤叹。该书以德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特质和主体精神。
《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司徒是古代主管教化民众和行政事务的官职,其重要职使就在于“敷五教”,以德教民。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而六经各有所教:“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又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六经之教,终归于德。《周礼·乡大夫》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也就是“德行道艺”,行由德发,艺本于德,故其根基仍在德。儒家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也以德为中心。如孔子云“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云“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不一而足。尤其是从西汉至唐宋的“蜀学”思想家们(如严遵、扬雄、赵蕤、张商英等),构建起“道德仁义礼”的价值体系;《山海经》也两次呈现出“德义礼仁信”(或“德顺仁义和”)等首德贵义模式。
用“德”审视、观照儒家思想史,依据黑格尔关于“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思辨的历史”三分法,该书似乎进入了历史哲学的论域。从形而下到形而中再到形而上的知识论谈起,与数理、物理、地理、生理、心理、病理、命理、法理等知识相区别,作者直陈他讲述的是“道理”——道的“理”。他认为世间道有千万条,而因“非道德不尊,非德道不明”,“德”是最高的道、终极归宿、实体和本体。如同知识论讲各自“真”的“理”一样,“德”为“真”知识,“道理”——德道即真理。这种认知与儒家关于“敬德保命”“德合无疆”“立德不朽”的思想是吻合的。
从易经中导入阐释的维度
作者寝馈易学有年,2013年出版专著《童子问易》,得到李学勤等先生的赏识。他拨开“独阴不生、独阳不存”传统认知的帷幔,尝试窥探“乾”之静专、动直,“坤”之翕辟成变的奥秘,发现了“德主生生”——事物生发运动的内在机制。更有进者,他洞察到《周易》之“元”皆不具有实体、本体义。他沿着老年孔子观《易》之“德义”的路径,对“乾,元亨利贞”四个概念做了新的诠释:鉴于“嘉”有阳刚、升扬之义,“亨”(“嘉之会也”即动直)、“贞”(“事之干也”即静专)应是讲“乾”的“自否定”。而“元”(“善之长也”)指“至善”,“利者,义之和也”就是在阴阳平衡、三才共治语境下,讲权利与义务的匹配和相应。他又运用传统小学方法印证这一系列结论,如针对《易经》“人道”之仁与义范畴,说义的本义为“宜”(杀),义是对仁(泛爱)的节制,可引申为动机论义行;仁对义之温醇,可引申为非动机论的义行。讲“和”为匣纽歌部字,“合”为匣纽缉部字,认为“和”“合”音近,可以互训,并从今传本《系辞》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等文中找到例证。基于此,“义之和也”句本有的动机论与非动机论义务之和的内涵得到了开显。“利者,义之和也”定义界定的正可谓权利与义务间对等、匹配和相应之关系。
此外,通过对“形”本身的研究,作者发现《易传》对“法”下过定义:“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即一“形”,就具体性来说是“器”;如用它作“制器之器”,从普遍性角度讲便为“模”和“范”,就是“法”,进而深入价值法视域。在文献利用方面,作者也力图做到去伪存真、精益求精。如通过八角廊《儒家者言》等出土新证证明传本《孔子家语》不伪;通过易经110多处“贞”字皆不作“贞问”解,“吉凶”也被转换成“言乎失得”,证明“《易经》不是讲迷信”说法成立。这种文献批判方法的运用也是符合规范的。作者从《易经》中导入超越的维度,依“太上以德抚民,然后亲亲,以相及也”之法权主体,对伦理主体的优先性视角立论,令人叹服。
“德道”与德之功用的强化
关于德与道之间的关系与德之功用的强化,在传统文献中有迹可循。德为本体,故“德者自得”。德的训释,典籍正依声训“得”。如《老子》“莫不尊道而贵德”王弼注:“德者,物之所得也。”《论语》“志于道,据于德”邢昺疏:“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谓之德。”这种解释均或隐或显地将德与道联系起来。而《管子·心术》认为“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讲“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此中之“德”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道生一”过程中由虚入实的转捩。《韩非子·解老》谓:“德者,道之功。”陆德明《老子释文》:“德者,道之用也。”《老子》“德畜之”河上公注又直说“德,一也”,此则因德生成之功用,已将道与德关系模糊、黏合,进至归“一”。这种道与德的归“一”,被重虚无之道的诸家说成了“道德”;被重化育之德的儒家定义为“德道”,因为大儒荀子《解蔽》和董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分别提出了“德道”概念。尽管荀、董的“德道”讲的皆为得道了的既济,但着实体现了儒家尊道明德的思想实质。由此看来,儒家之贵德,在于德有生生之功,其学说之刚健有为也因此不同于道家的清虚无为。
作者强调,“德道”是以德本体论为基础,以建构生态伦理、建设新型文明为旨归的保合太和、万国咸宁之道,其内涵极为丰富,如云它是“文明会通之道”,是“多极世界之道”,是“根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是“开源、开放、共建、共赢、共享之道”,是“分工合作之道”,是“科学、技术之道”,是“民权、民治之道”,是“殊途同归之道”,是“崇德广业之道”,是“三才共治的生态文明之道”等,诚可谓“儒道渊渊,德教荡荡”!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既往学术史和学术前沿问题都有深入了解和关注,但书中仍存有疏漏,如作者提到近代四川经学家廖平有一套经学史“六变”的分期法,与事实不符,“六变”是廖平本人治学不同阶段的概括,并非他对经学史的认识。
学术乃天下公器,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促使其率先进入“双创”轨道,是更好地发挥中华文化的资政价值和淑世功能首要的任务。犹如历史上儒学在各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所起作用一样,儒学的现代转型,仍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关领域学者要黾勉从事的研究课题。如果说孔子删订“六经”开启儒家学派,汉儒阐释经典开启经学时代,宋儒尊道崇理开启理学时代的话,那么,面对全面提升法治社会“尊德、明德、守德”水准的新时代,现在正是开启德教新时代的时候了。于此而言,该书的问世,自有革新儒学、引领世教的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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