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族是浙江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越国是大量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浙江历史上第一个王国，越文化是浙江文化的主要根脉，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在酝酿《浙江通志》113卷框架体系时，特设《越文化专志》一卷。从地方志角度看，这是一种升格记述，旨在突出浙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同时，基于越国历史文化的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需要及时甄别、吸收和守正创新，需要把志书框架上的升格记述，落实到学术品位上的升格记述。

　　经过8年多的辛勤耕耘，在完成300余万字资料长编的基础上，由潘承玉教授主编、主撰的《越文化专志》2021年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六大特点。

　　一是内容全面系统，研究深入。全书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基本内容对越文化进行了全面记述；而系统则体现在对越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从其发祥、发展、繁荣、衰亡的过程，包括“於越”的名称，越族族名的来历与释义，到越族族源（如梳理“越为禹后”“楚越同祖”“吴越同族”“於越土著”诸说）及其与邻近民族的关系，越国贵族统治集团的来源，越文化的远近渊源等，均有详细记述。深入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从文本来看，除传统的史学成果外，还可看到文献学、文字学、文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研究成果；同时，志书还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与吴文化的比较研究。二是除通常的研究成果外，还有最新的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如曹锦炎《吴越历史与考古论集》、马雪芹《古越国兴衰变迁研究》、孟文镛《越国史稿》、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等。其中也包括海外学者的成果，如美国华裔学者焦天龙等的科研成果。

　　二是结构严谨。众所周知，志书编纂必须遵循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一般原则。所谓“横排门类”，在志书中体现为，主干部分安排三章介绍越国的物质文化，即“越国的农业”（含水利）、“越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和“越国的城市建筑与交通”；安排四章介绍越国的精神文化，即“越国的思想学说”“越国的语言与文学”“越国的艺术”“越国的信仰与习俗风尚”；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间安排一章介绍越国的制度文化，含“越国的社会结构”“越国的政治制度”“越国的军事制度”和“越王句践的改革”。所谓“纵述史实”，不仅是指上述各章记述各具体文化时有清晰的历史线条，诸如越文化从何而来、存在于什么历史空间、和其他文化是什么关系、最终向何处去等问题，也力求记述明白。

　　三是史料翔实。仅以注释为例，内文有注释862条，如果加上《大事年表》的注释，有近1000条，内文引用的史料更是达数千条。数千条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代文献，除正史材料，如《史记》《汉书》《后汉书》及越文化经典地方文献《吴越春秋》《越绝书》外，几乎涵盖先秦所有相关文献。此外，还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元和姓纂》等大型类书引用的《周书》《纪年》等先秦文献，《嘉泰吴兴志》等书引《越绝书》佚文，以及东汉王充《论衡》，晋杜预注《春秋左氏传》《春秋释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陆广微《吴地记》等。二是今人所编相关第一手历史信息披露资料，与几乎所有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吴振锋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等，以及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曹锦炎《鸟虫书通考》、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等经典论文。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量考古资料，特别是近20年的越文化考古资料。

　　四是立论公允。编者尝试提出新颖独特、客观公允的观点。如：越国文化是浙江先民作为南方独特的於越民族，将本民族的创造性和来自其他民族的先进理念结合起来，对浙江本土进行一次大开发，同时积极与其他民族展开竞争、融合，参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首次大一统，共同开创中华文明的元典时代或曰元典创制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创造的文化。春秋晚期至战国前中期，在不断发展、崛起为威震华夏的东南大国过程中，越国手工业出现全面兴盛，奠定浙江历史经典产业的基础。越国商业融合了官贾与私商的长处，提高了国家在商业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了国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越国政治制胜之道是越王句践“欲行一切之变，以复吴仇”，兼及军事、外交的全面改革，政治改革以《越公其事》记载“越王句践焉始作纪五政之律”之“五政”为中心，不限于“五政”。越国雕塑主题注重表现越国社会中最底层、最广泛的“苦力”亦即奴隶阶层，传达其硬朗形象和负重劳动所暗含的内在韵律美，彰显中国艺术史上神人主题递嬗、人的价值发现的历史信息。

　　五是图文互证。编者花费大量心血设法拍到数千张照片。这项工作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南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等的鼎力支持。书中选用数百幅文物照片、线绘图等，尽力做到图文互证，相得益彰。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早就提出“二重证据法”，极力主张“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21世纪是学术大发展的时代，是学术创新的时代，是读图的时代。如何适应时代需要，使志书贴近大众，让读者更易读懂，并获得美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

　　六是学术规范。如何与学术接轨，符合学术规范，取得学者的信任，是新时代志书编纂者急需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其实，志书的学术规范，早在数百年前就有先人进行了实践，在一些条目或史实后面，简要地注明资料出处。可这种优良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志书编纂中并未得到发扬光大，相反，还出现了逐渐消失的迹象。陈桥驿先生、邹逸麟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现象。在《浙江通志》的编纂过程中，《越文化专志》和《西湖专志》等做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有益的经验，相信会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