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是当今学术热点课题。近20年来，有十余项该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后结题，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域早期文明演进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各自不同的可喜成果。《生业与文明——中国南、北及西亚上古社会组织演进比较》（刘俊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是其中主要成果之一。阅读该书，我认为有如下几个独特之处值得学界关注。

　　第一，六大区域早期文明特色鲜明。该书运用地下考古学材料，对江汉、江淮下游、河套及周边、中原核心、海岱、西辽河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上古生业、家族组织、宗教与信仰、国家的产生与早期演进等问题，进行了历时性讨论，揭示了各大文化区早期生业与文明的特点及国家起源、演进的轨迹。作者认为，江汉、河套及周边、中原核心、海岱等地区文明演进序列完备且连续不断，有着大体相同的演进规律，只是各阶段长短、先后有所不同，而稻作地区尤为原生而典型。约5000年前，稻作农业被推广到黄河流域乃至甘肃等西北地区，稻作农业基础上建立起的早期文明更具中国特色。西辽河地区距今约5000年、江淮下游地区距今约4200年时，可能因为自然灾害致使文明有所衰落；而西北地区在距今约4100年左右，由于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文明演进速度加快并发生跳跃式发展；中原核心地区可能由神邦发展为城邦，之后在南方与河套及周边政权的共同争夺之下，直接进入夏、商、周的王国阶段。这种研究克服了过去将不同文化的文明演进混在一起研究的含糊不清的现象，使人们对各自文化区的文明演进有了清楚而全面的了解。该书还对各文化区的互动与影响作了论述，从而使得读者对全国各文化区早期文明有了总体把握。其材料是可靠的，结论是有充分依据的。

　　第二，提出文明演进五大阶段的理论观点。通过对六大区域早期文明演进的研究，作者认为，如果不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各地文明演进大体皆经历了五大阶段，即原始末期的神邦，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依次进入的城邦、霸国、王国、帝国等阶段，五大阶段各有基本特征；学界流行的酋邦概念与国家概念相交叉，可以单独研究酋邦，但不可与国家概念作为一个系列的不同阶段同时研究。他还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提出的“古国—王国—帝国”，以及王震中先生提出的“邦国—王国（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帝国”的基础上，提出了“霸国”的概念，提出江汉地区霸国存在长达千年，其他几大地区也都有霸国存在。它既不像城邦、王国那样单纯，也不构成单独的国家形态，是介于邦国、王国之间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如同春秋战国，是历史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环节不只局限于上古，也流行于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当我们研究上古文明演进时，应重视对这一阶段的阐述，不然，历史就会留下一段空白，或不能精确描述早期国家的具体演进脉络。我认为作者这一理论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为上古社会组织演进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三，对家庭组织演进的独特分析给人以清晰印象。自摩尔根、恩格斯等研究古代社会以来，世界各国研究上古家庭组织演进的论述极其丰富且观点各异，如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即为核心家庭。该书作者主要以地下考古学遗存为研究对象，参考近几百年来尚存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学材料，对各个不同时期聚落的形态，房址的分布，墓葬的特征，仓、灶的布局等要素进行详细分析，阐述了家族组织从母系氏族向偶婚制家族、家长制家庭公社、专偶制家庭演进的脉络，并揭示早期基层组织的演变序列，其中也参考了西亚地区DNA检测资料进行的论证。

　　第四，与西亚同框对比，彰显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色与地位。作者将中国早期文明与西亚进行对比，认为西亚与中国早期文明虽各有成就及特色，但演进道路大体相同。西亚在金属冶炼、畜力使用、天神崇拜、神庙、神邦等方面特色鲜明，中国在水运水利、城市建设、玉器、龙凤与祖先信仰、城邦等方面更为突出。而从尊祖、祭祖，建立世俗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明显得更早、更为发达。作者还提出，中国在金属冶炼、畜力使用方面或许与西亚的水平相当或稍晚，可做进一步研究。

　　这部专著从中国上古经济史入手分析讨论文明史，把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进一步上升为理论探讨，难能可贵。我作为最早一批读者，读完后得出如上印象，并乐为学界推介。期待作者通过新近获得的第三个关于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缘地域下古蜀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