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胡正荣教授主编的“现代传播体系创新研究丛书”，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丛书包括《国际传播新视野：理论、历史与制度》（赵月枝等著）、《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下的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研究》（胡正荣等著）、《走向世界的中国传媒》（胡智锋、刘俊著）、《从能力到效力——国际传播力建设研究》（陈卫星等著）、《国家与互联网媒介域：全球数字传播时代的主权、治理与发展》（洪宇著）五本专著，期冀立足“两个大局”，基于融合发展与多维历史分析视角，将现代传播体系的建构置于国际格局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变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针对新兴传播生态、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现实需求，致力于建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简单二元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探索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战略、途径和方式。
基于多维历史分析与融合发展视角
在理念上，全书力求突破单一线性历史观和“文明等级论”，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主导分析模式，在国家和阶级双重分析框架中把握国际传播动态，强调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进而对民族—国家逻辑予以批判，形成历史的、关联、动态的和政治性等多维历史视角。在知识／权力关系层面，强调多元对话、互动与融合。在研究框架上，打破国际传播、区域传播和国别传播以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的界限，分析中国及世界现代传播体系在制度和观念上的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
把握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互构关系。分析国际传播与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关系，在相互联系的动态历史过程中，把握国际传播的发展，定位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形成跨学科与融通中外的分析框架。同时基于中国互联网实践，探索国家作为传播主体、交往主体以及行动主体所面对的外部约束、内在诉求与角色构成，进而为全球数字传播时代新辟一个兼具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实然阐释框架。
强化顶层设计
编者认为，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应是一种将技术“回归政治化”、去媒介中心主义、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化传播实践的融合发展体系。这一体系以新的发展理念、独立自主、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的现代化观为前提，以新型传统媒体主导的媒体融合和“大传播”概念下多样化、充满社会活力的传播观为主体，以党管媒体和群众路线为内核，形成媒介融合、内外融通和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
其一，媒介融合的传播体系建设需要在技术上加强媒介系统信息化，在产业上再造生产流程与生态系统，在制度上要基于融合发展的路径重构组织与创新体制。其二，内外融通的传播体系建设，既要强化顶层设计以融通内外传播，传播中国核心价值以促使知言行合一；又要树立用户思维以实现精准传播，建构内外融合的国家传播体系。其三，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主要包括促进政治互信的传播体系、促进经贸互利的传播体系、促进人文交流的传播体系三个子系统。
创新国际传播范式
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不仅关系自身国际传播力，特别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而且关系世界国际传播体系。
首先，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是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而国际传播力是国际传播能力和效力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国际传播力的起点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终点是国际传播效力建设，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国际传播效力的核心，而且已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最终要落实为传媒的国际话语权，这也是当前中国传媒的困境所在。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跨越：从“硬身份”向“软身份”传播主体身份或形象的跨越，从一元到多元、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行业、从宣教到专业的变换，打造多元身份与形象，多主体、分地区、按需传播；从纯宣传向真传播的诉求跨越，从以单一宣传目标为主导的诉求，逐步走向以传播目标为主导的诉求；从单方式向多手段的渠道跨越，在全媒体时代打造多元传播渠道，不断摸索国际传播中的市场产业渠道，同时提高传播的覆盖力和渗透力，深入立体地传播中国形象；从单形态向多样态的类型跨越，基于大同、君子、中庸传媒艺术建构国家形象的三大价值基础，巩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优势地位，提升电视剧国际化水平，打造新闻国际传播的中国好视角，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人才策略，实现多元路径、多种样态来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集中、合力、聚焦传播。
其次，重构世界国际传播体系，中国应主要采用三个方面策略。一是在信息和传播技术创新层面，不但要彻底抛弃当年曾经批判过的“洋奴哲学”，而且要避免新自由主义技术政治路线偏颇，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路线作为科技创新体制“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二是在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及增进互联互通层面，加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电信与媒体基础设施外援工作，系统推进区域性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本国媒体多方位“走出去”战略。三是在学术话语建设上，要基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内核，创新国际传播理论和历史叙事，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既有国家立场又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传播方面的理论家、策略家、政策制定者和传播实践者，讲好中国故事。
（李继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