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通过高速增长，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东洋奇迹”。对这一“奇迹”的成因，学界向来有不同的解释。譬如，政治经济学家重视产业政策的作用，将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归因于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实施了积极的产业政策，这一点在20世纪后期的日美贸易争端中，被美国政府作为打压日本的借口。再如，一些管理学学者认为，日本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殊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包括大型综合性商社、精益管理、主银行制度等，而20世纪后期全球企业界兴起的“以日为师”风尚，主要学习的也是精益管理等“日本式经营”。这些原因，可以说都是实际存在的，但又都只是“日本故事”的一个侧面。

　　不过，由于现实中存在牵涉广泛人群的政治经济竞争，所有类似的历史归因与解释，在大众传媒盛行的时代，都容易形成某种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不乏有意为之，例如，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越来越热衷于制造“工匠精神”的神话，以维持被众多后发展经济体侵蚀掉广阔市场后所剩的产业生存空间。再如，西方国家一度夸大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也不乏存有在贸易战中以维护“自由贸易”之名对日本施压的动机。工业文化从来不是在象牙塔里写文章，而是涉及实际的利益竞争。不过，也有一些刻板印象，只是基于模糊的认识而仅看到事物的某一侧面，外界对日本财阀的认识即属此例。武田晴人《财阀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企业史研究的窗口。

　　财阀是个历史概念

　　提及日本的财阀，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不乏以“军团”或“帝国”之类进行比喻的书籍。这种认识在西方也很有市场，认为日本经济崛起是由布局各种产业而能调动大量资源从事竞争的财阀支撑起来的，这些财阀在二战前就积极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二战后则作为跨国公司继续进行经济扩张。武田晴人反对这种刻板印象。在他看来，财阀就是“表示特定时代企业特征的用语”，这就把二战后已经被占领军解散了的财阀逐出了“财阀的时代”。实际上，关于日本财阀是否在二战后继续存在，一直是一个争议性话题。武田晴人既然认为财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就必然认为二战后的日本不存在财阀。其立论的基础在于，将“同族支配”与“多元事业经营”视为财阀的核心特征。从这一点出发，二战后的企业集团虽然具有多元事业经营的特征，但与财阀的组织原理完全不同：“企业集团的结合方式是水平的，企业间是彼此对等的关系，而不是金字塔结构的关系……这是战后企业集团的特征，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并非以财阀本社或者同族为中心。”大而言之，企业作为一种可分析的对象，由制度组织与业务经营构成。按照武田晴人的观点，财阀作为一种企业形态，其业务经营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与二战后的企业集团相同，但财阀制度组织上的“同族支配”是企业集团所缺乏的，因此，企业集团不能被称为财阀。从学理角度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即使在“特定时代”里，财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演化性就体现了企业史研究作为一种视角的优势。该书以时间为轴，描绘了从“政商”的诞生到财阀解体的历程，中间穿插了一些经营案例。日本财阀起源于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明治政府采取了将外国投资彻底排除的政策，将发展工业等新的赚钱机会给了日本商人，并利用农民的税金为商人的新事业提供融资，而这些与政府接近并获利的“政商”就成了财阀的前身。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变卖一批官产，这一方面导致单纯依赖官府的政商失去了生财的门路；另一方面，那些买下官产的政商却捡了大便宜，开始成为经营新兴产业的大型企业。至19世纪90年代，这些大企业积极推进多元化经营，成功者就转型为严格定义下的财阀。日本财阀的诞生史，是一种利用政治权力或体制变革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

　　典型财阀具有保守性

　　武田晴人认为，居于日本产业革命中心地位的纺织业、生丝制造业等领域，之所以没有成为财阀经营的重心，是因为纺织业中棉和丝的价格变动太大，具有相当程度的投机性和偶然性。而财阀并不具有投机性交易的头脑和这种临场性的技术积累。典型财阀在经营上的保守性，可以破除那种认为财阀支撑了日本工业化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在日本国产汽车兴起时，三井、三菱等财阀亦不愿冒风险投入，当丰田造出汽车后，日本舆论出现了对财阀批判的声音。从这一点来看，昭和前期的科技创业型企业丰田，并未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财阀，而日本的工业创新也没有完全依靠财阀。就算三菱在军工与重工领域风头无两，直到1937年，重工业仍是财阀投资相对迟滞的领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财阀在重工业的投资才迅速增加，成为关键性力量。以上所述并非否定财阀对于日本重化工业化的作用，但显然，典型财阀并未构成日本重化工业化的自发推进力量。

　　不过，财阀投资上的保守不是洗白其与军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借口。1945年10月，作为外务大臣的吉田茂曾为财阀辩解，称“战争中……政府无视这些财阀的损失，命令他们生产舰船和飞机”。这种辩解一方面割裂了财阀的动机与行为，另一方面也无视三菱、三井等财阀自明治时代起就积极参与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事实。在财阀参与日本帝国扩张这一点上，该书语焉不详。同样，尽管典型财阀在昭和前期对日本的重化工业化参与度较低，但当时的日本也崛起了以鲇川义介经营的日产为代表的“新财阀”，这是日本“财阀的时代”不可忽视的一页，但在该书中付之阙如。最为关键的是，尽管二战后的日本企业集团在制度组织上的确不能被称为财阀，但其业务经营是否具有与财阀相同的功能呢？这一点，看一看仍在为日本政府打造武器装备的三菱，就很难不认为历史存在着延续性。换言之，财阀作为制度已成陈迹，但财阀的功能由企业集团承担了，“财阀复活”说不无道理。历史的“名”与“实”，往往存在着复杂关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