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激励人们用功读书的金玉良言；另一句俗语——“百无一用是书生”，亦广为流传。尊重知识与鄙夷智识的现象似乎同时存在。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中，详细考察了这一现象的渊源。

　　“黄金屋”和“无一用”的矛盾，背后是人们对智力和智识的不同看法。智力是心灵的优异性，而智识则是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智力主要是一种技能，而智识主要是一种态度。反智者看重实用、技术和经验；而智识者则以观念为生，追求“理智活动中的纯粹愉悦”。就像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言，“仅当人游戏之时，人才完全是人”，也就是说在实用主义生存要求之外，人能够拥有闲暇时光，才会去思考那些形而上的东西。知识分子最重视的这些东西，却与社会看重的地方格格不入，“社会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在实际中能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娱乐大众到设计武器等”。

　　反智主义并非反对智力，而是反对智识。智识是对世界的思考和再创造，也是对精神和意义世界的追求。反智主义就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在反智主义者看来，智识就是某种烦琐、不接地气的鸡肋或赘疣。

　　就美国而言，与知识分子相比，实干家和“大老粗”更受赞誉，例如被奉为楷模和传奇的发明家爱迪生。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妻子米歇尔·奥巴马曾对选民说，奥巴马从不整理床铺而且有口臭。树立这种“粗人”的人设就是为了反击竞选对手罗姆尼对奥巴马“文人”形象的嘲笑。一直以来，在体育和军事方面的特长都是竞选美国总统的加分项，而常春藤联盟背景和“象牙塔味道”则是减分项。

　　该书写于20世纪中叶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半个多世纪之后其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作者研究发现，反智主义并非某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现象，其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政治斗争。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是知识分子，然而在美国政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知识分子都是局外人、仆从或替罪羊”。尽管他们在学识上大体相通，也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然而“这些都没能阻止他们不顾体面地玩弄政治”。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遭遇最有代表性，有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人说他想当独裁者，有人说学识让他成为无神论者……自那以后，政治与智识之间的鸿沟就愈难弥合。1825年当选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只当了一届就被军人出身的杰克逊击败，成为19世纪美国最后一任知识分子总统，而20世纪唯一一位能够将智识和政治才能结合在一起的约翰逊·肯尼迪，在任不到一届就遇刺身亡。

　　专家兴起。被托克维尔称为“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杰克逊相信，“政府的职责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执行”。而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的功能日益复杂，对专家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专家的兴起反而助长了反智主义。专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专家“靠观念为生，而非为了观念而活”。换言之，知识只是专家谋生的工具。美国人认为，学者的地位立足于他们掌握的技术，因此自然科学家的建议是有用的，而社会科学家的智识是毫无意义的。

　　实干文化。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有大量声音主张，美国教育要走实用化路线。相对于“知其所以然”（know-why），美国人更关心“知其然”（know-how）。社会对实用技能的重视与美国商业社会的文化不谋而合。商人和民众都认为，在实干中学习比在课堂上学习更加重要。欧洲人具有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反思传统，而美国人则“站在了实用、革新、发明、金钱和舒适这一边”。

　　反智主义盛行之后，智识是否会崩溃或者消失？答案看起来也许是悲观的。不过作者依然保有希望，“只要人的意愿的砝码，投入历史的天平上能够产生关键的影响，那么活着就要相信，情况不会如此”。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正是因为书中所反映的智识的精神，把对社会的忧虑与反思的态度结合起来。这本书本身就是智识不死的象征。

　　“我并不认为，反智主义在其他地方就并不存在。虽然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但我相信，它也以某种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千余年前的范仲淹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也折射出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

　　2021年，5家国内出版社推出了该书中译本（本文依据的主要是译林出版社的何博超译本）。将该书列入万圣书园2021年度榜单的知名出版人刘苏里提醒我们思考，“心灵出问题的是不是只有美国人”，“我们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是‘智’什么是‘反智’”？在我看来，智识之所以对于全人类具有共同价值，是因为动物也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智力，但只有人类才能拥有智识。智识本身也许算不上什么优点，但如果没有它，人类的其他优点就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例如使人身上的动物性不受控制地爆发。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人、教育家弗莱克斯纳在《无用知识的用处》中这样写道：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不被追求实用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即便这些智识者的发现真的无一用，只要解放了人们的灵魂就足以获得肯定，而无论他们“是否为人类知识作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

　　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书中到底有没有黄金屋？书生是不是百无一用？霍夫施塔特的答案与弗莱克斯纳的观点不谋而合，“智识既不是实践的，也不是脱离实践的，而是超越实践的”。换句话说，不要问智识有什么用，智识本身就是目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