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曾有过著名论断，“中国文化有形的根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可以说乡村是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有形载体。就本质而言，“三农”问题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表征之一，仍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问题。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

　　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安排，乡村振兴战略能够通过补短板、强底板的方式，推进农业农村实现同步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诸多学术科研机构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中日韩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一书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运用比较视角，对中日韩三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度素描。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各级党委起到了引领作用。浙江是目前国内乡村振兴领先省份，绍兴又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绍兴市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以基层党建为核心，以自治组织为基础，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村社会组织为助手，通过党建引领、组织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探索了一条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该书专章介绍了浙江绍兴开展乡村振兴的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而言，政府部门是乡村振兴的主导者，但这一过程也需要多元参与。“统规统建与参与式规划：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案例研究”，介绍了广东省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在仁化县、南雄市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社会实验，分析了基金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资源优势与策略步骤。基金会从“统规统建”和“参与式规划”两个维度，稳步推进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多元化的乡村振兴：井冈山案例分析”则主要介绍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不同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角色与做法，分析了井冈山市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多元模式。“激发内生力量：云霄县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章节，介绍了该地社会组织如何以当地圆形土楼修缮为切入点，在环境清理、道路拓宽、筹办书院、开展自然教育等活动中，逐步唤起本土自觉，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近邻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农村人才短缺、资本外流、产业萎缩的严峻局面。为了提高农村活力、振兴区域经济，“一村一品”运动随之展开。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从“一村一品”运动转向“故乡创生”，主张“地方思考，国家支援”，充分挖掘地方资本。近年来，日本又提出了“地方创生”概念，期望各乡镇因地制宜、自主发展六次产业，让人口回流，再创生机，解决伴随老龄化、人口减少带来的地方缺乏活力、产业衰退等问题。

　　该书“日本篇”分门别类对日本乡村建设典型实践作了阐释。其中，德岛县神山町乡村人才振兴案例，介绍了神山町从城乡要素流动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视角，通过“包容性空间营造”激活乡村内部活动，提升乡村资源的可开发价值，进而吸引城市人群到乡村生活和工作，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乡村振兴案例，介绍了日本京都府南丹市通过“据点式开发”实现不同资源在一个小空间内的集聚，进而将一个小的据点打造成乡村振兴的一个平台。长野县饭岛町乡村振兴案例，介绍了日本如何通过“六次产业化”构建农业全产业链的历史及实践。静冈县乡村振兴案例介绍了日本在城乡要素流动视角下，如何推动城市企业资源下沉到乡村，“一社一村”运动就是在政府资源转介引领下，企业基于自身社会责任参与到乡村振兴。

　　韩国和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底蕴。其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至20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由行政主导到市场和社会自主管理的过渡。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在较短时间内不仅缩小了城乡和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提升了村民的道德文化素养；既为城市化输送了高素质的新市民，又吸引了城市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实现了社会整合目标。

　　书中“韩国江原道旌善郡月滩村振兴案例”，介绍了韩国月滩村通过整合乡村资源优势、统筹规划、整体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品牌化加工，打造品牌效益，改变农民原有的小家庭作坊式管理，将村庄纳入企业化管理模式，走“企业型新农村”的特色发展道路。“韩国庆尚南道南海郡文巷村振兴案例”，则介绍了作为一个渔村，韩国文巷村如何通过综合施策的方式，实现资源禀赋的有效开发利用，走“体验型新渔村”的振兴之路。

　　当前中国的乡村振兴方兴未艾，并呈现持续向好发展势头。提炼中国现阶段乡村振兴的地方实践，有助于为今后各地乡村振兴方案的具体操作提供经验借鉴。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两国，其文化传统与乡村建设的背景、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都比较接近，其乡村建设运动时间较长、成效显著，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