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的善治模式

张焱\制图

　　以微博为先锋和主导的“两微一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传统媒体和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环境与生态格局，引发新闻传播学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跟踪和研究。一方面，保罗·莱文森所谓的“新新媒体”（New New Media），其天然的草根性、开放性和意识形态多面性等“媒介赋权”功能，受到各路学者的积极首肯；另一方面，其相伴而生的信息乱象和舆情动荡，亦饱受各方争议和诟病。如何看待这种“双刃剑”效应？能否科学理性地利用好自媒体的社交传播优势，努力营造一种“理想的传播情景”？《基于微博的表达权与“理想的传播情景”》（王君超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为此寻找一种科学化的路径。

　　舆论森林生态系统：“树木”“花草”中的谣言

　　该研究结合公共领域、交往行为以及互联网全球治理等理论，主要从批判视角聚焦微博的传播机制与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例研究新媒体在张扬民众表达权方面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如何运用善治克服微博传播中的谣言、水军言论等“扭曲的传播”现象，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播情景，形成文明、理性、包容的网络文化。

　　越是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越是要有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又必须建立在大量事实案例和具体数据分析基础上。那么，作为“新新媒体”的微博，其表达权的获得和大面积普及，如何实现哈贝马斯所言“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理想的传播情景的真实意涵是什么？

　　全书除了在宏观层面对“微博改变中国”“微博的意识形态功能”“微博的政治、经济热点”等宏大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外，又选取不同案例，加以细化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如在中观层面，编著者对微博作为“建设性媒介”的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微博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强调微博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其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就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或能力所形成的总和。二是微博对媒体话语方式的建构。根据谢尔·以色列《微博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一书的观点，微博客的主帖与跟帖的互动是一种“交谈”。“这种交谈犹如一条河流那样自然流淌，不久之后，它就被人们称为‘推特流’”，而微博的信息流向是从边缘流向中心，话语方式是平民式、探讨式、情绪化的，在亲和力与贴近性方面均胜出一筹。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体现了詹姆斯·凯瑞所谓“李普曼式的‘告知新闻’到杜威式的‘对话新闻’的转向”。三是微博对舆论监督的建构。在新浪微博上出现了一些诸如“独立调查记者”的认证，微博自媒体的曝光平台与全民反腐的呼声相应，成就许多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反腐案例”。四是根据哈贝马斯为“公共领域”所下的定义，微博可以被视为当下中国具有一定“公共领域”潜质的媒体。其潜质表现于“草根媒体”特性、讨论话题的广泛性、及时性和对民众表达权的张扬。

　　在微观层面，该书巧妙地将微博的表达情景命名为“舆论森林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着无穷无尽单个的“树木”和“花草”，要对其展开研究，就要对其中一个个信息个体进行微观分析，从而达到对整个森林的宏观认识。通过大量具体案例，编著者重点关注了微博作为“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的问题，分析其形成谣言的源头、变异以及社会影响。其中，又把谣言分为忧患类、心愿类、鸡汤类、仇恨类等，并进一步运用国内外经典社会学及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微博谣言的传播机制，以数学计算的方法列出谣言传播的公式及传播模式，进而在抽象层面认识其规律。

　　操纵：非理性表达的欺骗机制

　　编著者具体阐述了以往对于诸如谣言问题的误解和误区。这其中的很多观念人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比如误区之一，“谣言无害”；误区之二，“谣言是弱者的武器”；误区之三，“谣言可以自净”；误区之四，“传谣也是张扬表达权”。这样的指误意欲拨乱反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后，如何能够做到微博善治呢？其实，在微博舆论环境的乱象中，非理性表达应该是最大、最普遍、最严重，也最难善治的顽症。编著者几乎用最大篇幅和重点章节讨论这个话题。

　　非理性表达有着长期且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根源。20世纪伊始，“非理性主义”成为风靡西方的思潮，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流传。其在本体论上否认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整体，把世界看作一个无序、偶然、不可理解甚至荒诞的世界；在认识论上片面强调内心体验和直觉洞察。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尼采，更是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强力意志，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并以此作为估量一切价值和确立新价值的标准。自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传统的理性本体观逐渐被现代非理性本体观取代。

　　具体到微博中的非理性表达，该书根据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认为，沟通中的非理性表达源于“欺骗机制”。由于主体性与客观领域、规范领域以及主体间性领域之间发生了混乱，“而且不是刻意的”，但非理性的沟通者“知道如何控制混乱的局面，如何有意识地制造整体效果，并用于虚构、戏谑、反讽等”。哈贝马斯把这种在沟通中存在的欺骗现象称为“系统扭曲的交往”。这种“交往病理”的表征是“以言促效”，亦即“操纵”。其原因在于“至少有一位参与者隐瞒了他的目的行为立场，隐瞒了他的交往行为纯属表面现象”。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随后的案例微观数据分析，该书提出了对诸如网络“水军”、 明星骂战等非理性表达的鉴别方法和治理策略。

　　善治：减少“扭曲的沟通”

　　该书结语部分可谓掷地有声。编著者对此特别阐述，之所以称为理想的传播情景而非微博善治，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作为“准公共领域”的微博，不仅是自媒体的代表和民意的集散地，而且也是张扬民众表达权的平台。以善治手段发挥其公共领域的媒体属性，减少“扭曲的沟通”，旨在构建一个理想的传播情景。那么，结语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愿景，而是旨在通过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回顾，思辨其“理想的言语情景”的真意，从而进一步明确当前微博表达中的问题，以回应微博的善治之道。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善治与微博理想的传播情景的构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以交往理性规范表达行为，以微博善治保障表达权，以交往能力的提高促理想的传播情景实现。在具体实践层面，该书以新浪微博为例，给出上图中的善治模式。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