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茅盾、林惠祥、李安宅等人的研究中，就已将巫术和巫文化纳入神话范畴。20世纪中叶，闻一多、袁珂、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对巫文化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上进行稽考，使民俗学和神话学深度交融，进而提出关于原始巫术与民族文化起源密切相关的种种论说。改革开放后，乌丙安、高国藩、张紫晨、夏建中、萧兵、何新、叶舒宪等学者，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展开对巫术和神话系统的探索研究，试图打破中国神话“支离零碎”、不系统的错误认知，亦取得了不俗成绩。至21世纪，有关巫术、巫文化的成果不断涌现。

　　《中国巫文化人类学》（王振复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12月版）把巫文化作为含纳神话和图腾的三位一体的文化原生形态，使其具有中国文化起源性质。得出这一认知的依据是：巫术、神话与图腾和劳动生产一起，共同构成人类初民生命、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诉求。与此相吻合，“中国原巫文化，在中国文化结构与文化模式中，不仅是基本的，而且是主导的”。由此，在学界流行的“大神话”理念之外，另辟一条凸显中国文化原生特色的研究路径。

　　作者提出这一学术立论的意图，是基于中国史前初民的生活和精神实践现实，旨在体现原始文化的“元形态”，由此得出巫文化为原始文化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厘定。这种思路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产生发展的认知逻辑一致。须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思想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促成的。

　　在书中，基于鲜活的初民生命和生活经验，原始文化的元理论模型被活泼泼地“建造”出来，它毅然决然地跳出西方文化人类学模态，以独特的“文化形态”“文化逻辑”“文化嬗变”“文化造型”，呈现出中国巫文化人类学的本真面貌。依作者的论析，具体表现为：其一，中国原始巫文化具有“信文化”特质。巫文化是凸显中国原始“信文化”独特性较集中、鲜明的载体。作者认为，“信文化”的文化属性含纳神性、灵性与巫性。中国巫文化呈显的主要是神性与人性的背反合一，具体表现则为巫性之人性。巫者将自己比作神灵，自认为“无所不能”。其实，巫者内心深存恐惧，他敬仰、崇拜神灵，并在崇拜、迷信神灵时，跪倒一条腿，另一条腿则半蹲，这是因为他还表征着人性。因此，他也以巫性意志释放人性，试图以巫性意志改造自然和人的世界。通过深入揭露和批判中国原始巫文化的本质，作者发现其中萌芽的文化生命意志，对之从人类文明阶段的合理性角度给予了客观评价。

　　其二，提出并论析了“巫性”这一学术概念。作者认为，巫性精神结构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巫者只能是“伪主体”或“似主体”。巫者能做出属于人的“积极作为”，哪怕这种作为仍不免是一种“伪技艺”，但其文化原生价值和学术意义，值得学者进行学术开掘。

　　其三，原巫文化的生命发展，最本质的方面是其历史性生成性质。作者认为，尽管“巫性”概念曾经也很漫长地将拜神与降神、媚神与渎神、天命与人力意涵铸合一体，但“巫”的历史生成走向了“史”。由“巫”走向“史”，这是中国巫文化的不二选择。因为中国原巫文化深植于人们生命、生活的土壤，因其文化生命力强大，从而在转向“史”的进程中，对本土宗教思维及类似的思想萌发强烈的抑制功能。这样一来，巫的“文化理性”茁壮起来，尽管总体仍不免偏于“实用理性”，毕竟从另一个角度促动了历史与人文的进步。

　　其四，作者进一步探讨、揭示了中国巫文化的文化哲学本质和生命气质，认为巫性具备气、道、象的理论基质。中国文化气、道、象三者摩荡互成、氤氲化生的机理和机制，得以成为中国文化诸多子形态的生命原型。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气质与文化素质得以凝成。

　　理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真善美的真谛，而真善美的人文生成与历史分化，则是中国巫文化人类学的生成奥秘，因为巫文化的原初根性就具有人文审美性。之所以如此，一是美丑判断与巫性的吉凶判断，在巫文化原初生命活动中很难拆解，二者异质同构，巫性中包含着诗性，诗性中也跳荡着巫性。二是巫性作为审美“伪主体”“似主体”，虽然是非逻辑、非理性的，但审美判断不是理性判断，巫术活动所呈现的实际上就是生命。

　　作者对中国巫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探索，一方面，与国际文化人类学构成对话交接，可通过凸显中国巫文化的原生气质和精神个性，帮助世界人民和学界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本质，对中国文化逻辑生成的复杂性、深邃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人而言，有助于人们从巫文化生命、生活实践，客观认识原始巫文化的历史本真，从而在辩证识别巫文化之非科学一面的同时，对原始时代由巫师、巫医、巫瞽、巫觋等所创造的文化意象、文化想象和人性初光，给予符合历史的客观评价。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