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德国享誉盛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举办了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在演讲中，韦伯深刻而犀利地提出，在这个“祛魅”的时代，学术是一种“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并不能帮助我们完整地把握、理解世界和自我，从而获得更完满的人生。他同时也告诫年轻人，当代大学的治学环境越发严峻，随着学科专业化、学术机构等级化的发展，学者越来越像工厂里的劳工。百年后，加拿大两位英文系教授玛吉·伯格和芭芭拉·西伯在合著的一本小书《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中揭示，大学现状正如韦伯预言，工具理性变本加厉。

　　速度文化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

　　两位学者在书中表明，大学公司化正在全方位地掏空学术：学者被“速度文化”裹挟，在琐碎过载的工作日程中日渐丧失专注与沉思的时间和能力。线上教学的趋势忽略教学中的情感维度，教师们无法享受课堂教学的乐趣，学生亦难以获得一个促进学习的积极情境。一味追求量化的科研竞争力和市场转化力，与人文学科原本“自由思考和社会批判的精神”背道而驰。过于忙碌的日常工作和过于严苛的竞争体制，将学者们异化成工具人，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问题的可能性因此被降低……通过分析这几个维度的问题，作者提倡一种慢节奏的学术生活，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共同抵抗大学公司化的趋势，为从容的反思和对话争取时间，找回大学应有的智识生活。

　　虽然《慢教授》专注考察学术生活，并处处强调学术工作的特殊性质不应被完全工具理性化，但这绝不是一本只面向大学师生的著作。事实上，书中所谓的“速度文化”、公司化及诸种弊端，恰恰是当下“功绩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大学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而象牙塔之外又何尝不需要“慢运动”的抵抗。

　　时间管理与注意力之战

　　作者在第一章中列举了许多作为时间管理“典范”的例子，这些“成功”的学者工作时长惊人，争分夺秒、精确计算完成每项任务所需的时间，统筹安排日程。例如：“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7点30分，每周工作六天；或者每天凌晨，从4点开始写作，直到6点45分。”“保护好你的周六，留给科研，并且把批改作业和备课拖延到周日，在12小时内歼灭……这意味着工作从清晨8点开始到中午12点，下午从1点开始到6点，晚上从7点到10点——这还是一个星期天！”

　　时间管理手册面对的需求，源自学者越来越疲于奔命、应付繁重琐碎工作的现实状况。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中指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功绩主体化身为自己的雇主，以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取代禁令戒律的规训。为了追求绩效最大化，他们甚至发展出一种自我剥削，这种剥削比来自外部的剥削更有效。

　　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催生了这种特殊的注意力和时间管理术，它们又反过来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长期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带来的是感知的碎片化和“自我诱发的注意力缺陷障碍”：不断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令人注意力涣散，如书中所揭示，这一趋势正改变我们的神经回路，侵蚀我们维持专注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呼吁教授不被时间所管理，书中援引了安波斯·梅因梅里斯、米哈利·乔赞米哈伊等人的研究，这些覆盖不同职业和种族群体生活的研究表明，周期性地从时间中逃逸，可以促进我们的深度思考力、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而全神贯注的体验也会带给人快乐。如韩炳哲所说，“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只有“深度无聊”的时光才能培育创造力。

　　情感主体对抗工具理性

　　如何抵抗公司化价值的入侵，两位学者的研究还特别关注情感的面向，并主要探讨了两种情境，即同事之间与课堂师生之间。

　　“教学与愉悦”一章推广一种愉悦的教育方法和课堂氛围，教师能够享受教学过程，课堂充满活力，师生之间互动对话，也能够提升学生的智识水平——因为智识是“嵌入式的，语境性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脑并非简单处理信息的冰冷机器，人的智识能力依存于语境和情感，而群体间形成的情感会影响身处其中者的智力。例如，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对团队心理动态的研究提出，积极情感能够导向高阶的活动，可以“扩张注意力和认知能力的范围——灵动且新颖的思考因此得以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十分强调线下面对面授课和课堂感情的维系，她们重新审视远程学习和零碎集成式学习，认为许多学习技术目前只关注“看见”，这强化了身心的割裂，加剧了主客体的分离。学习从来不仅仅关系到“认知”，就像教育也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思考需要主体性，需要嵌入语境，需要在群体内进行，需要积极情感的促进。“感情首先要在那儿，然后我们才能成为我们。”“是感情去发现适于它们的思想，而不是思想去寻找感情。”这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而被迫采取远程教学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早在疫情流行之前，线上教学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玛吉与芭芭拉逆流而上，揭示现实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意义，可谓替世界高校敲响警钟。随后，她们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别就进入班级、上课、备课、评分四个阶段提出了如何才能享受教学的建议。

　　除了课堂中的情感，她们自然也关注教授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同事与社群”一章讨论了公司化使同事之间互为商品，忽略了学者工作所带有的感情维度。如前所述，学者们忙得不可开交、身心俱疲，早已无暇维系日常交流与互助；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范式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隔离与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又会进一步损害学者们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有鉴于此，许多学者已像玛吉和芭芭拉一样认识到营造一个“聚拢的环境”的重要性，承认工作场所内孤独的现状，承认社群中的情感责任（而不仅仅是将“情感”视作“理性”工作的敌人），增强同事间的互助，提供良性的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的匮乏与上述强制性的自我剥削以追求绩效最大化，会产生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这是韩炳哲诊断的“日益碎片化、分裂化社会的典型症状”。另一方面，长期浸淫在机构内的制度化生活，也会逐渐摧毁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这种生活不仅会抽走公共对话的活力，也会削弱人们自发产生互助的能力，这是詹姆斯·C. 斯科特诊断的“制度性神经症”（《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建立情感主体都是《慢教授》两位作者开出的“药方”，具有实践和行动的伦理意涵，用以抵御工具理性对原子化个体全面的物化。

　　虽然这本小书中提出的“慢原则”运动倡议和书末提供的一些“可操作建议”，略显蚍蜉撼树，政治批判的维度也只是点到为止，但她们推崇慢节奏的工作方式、“厚重复杂”的价值，以抵制快餐式消费和速度文化，建立情感主体抵抗工具理性的异化，并以实际行动呼吁协同合作，呼吁更多同事间的温情互助和行业共同体的建立，以此抵御大学公司化的种种趋势，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同样可供“新自由主义”霸凌与“速度文化”下的各业劳动者参考。学者与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同处一片天空之下，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恐怕还是要回到韦伯演讲中所说的学术的第三种益处，即使人头脑“清明”。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