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在语言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情况亦是如此。研究中日《共产党宣言》译本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东亚早期传播的认识。

　　《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概况

　　在日本，对马克思著作的介绍和翻译始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著作有深井英五《现时之社会主义》（1893）、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1899）、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1903）等。这些著作概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其中也有部分片段的翻译。

　　1904年11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日译本在《平民新闻》连载。该译本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作翻译。由于他们不懂德语，译本是根据萨缪尔·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转译而来，采用的是半文半白的文体。该译本省略了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个学说的第三章，因此严格来说并不是全译本。

　　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第一期就刊登了幸德秋水、堺利彦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该译本补全了1904年译本中缺少的第三章内容，对其他章节内容进行了若干改动，但大致与1904年版本相同。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译本，也是二战前日本唯一合法出版的全译本。

　　1908年，日本发生了政府打压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堺利彦被捕入狱。两年后 “大逆事件”爆发。当时，4名社会主义者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败露。日本政府利用旧刑法中“危害或企图危害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的罪名，起诉了26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12人被处以死刑，堺利彦因为在狱中而幸免于难。此后，对所谓“危险思想”的弹压日益增强。尽管如此，受十月革命和大正民主运动的影响，1920年前后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栉田民藏于1919年10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译文。译文以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译本为基础，进行了一些口语化的改写，并更改了一些专有名词。

　　1919—1922年间，河上肇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唯物史观的论文。这些论文以引用形式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译自德语原文，采用了口语体。在公开发表全译本已无可能，甚至连部分翻译都可能引火烧身的环境下，作者不得已采用了这种形式。

　　时隔15年，堺利彦1921年进行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重译。新译本使用了日语口语体，并且参考了德语原文。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译本不能公开出版，只能在地下传播，1946年才由彰考书院正式出版。虽然封面上写的仍是幸德秋水、堺利彦共译，但因为幸德秋水已经被杀，实际译者只有堺利彦一人。

　　除了社会主义者、研究者们的翻译，日本政府和国家机关出于镇压的目的，也翻译过《共产党宣言》。1919年，内务省警保局依据英译本翻译了全文。1925年，该部门以德语原文和英译本为参考，再次翻译了全文。两个译本都是口语体，没有写明译者。此后，文部省思想局也以这两个译本为基础，修订了新的译本。可以看出，尽管目的不同，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部对于《共产党宣言》也有深入研究。

　　幸德秋水、堺利彦的全译本

　　如上所述，《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04年出版、没有第三章的译本，1906年出版、补全第三章的全译本，以及1921年堺利彦重译的全译本。我们主要关注1906年的全译本和1921年的重译本，讨论两者异同和它们的历史意义。

　　两个译本中，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词的翻译尤其引人注目。1906年译本使用了汉语的“绅士”和“平民”二词，而1921年译本则直接使用了音译的“布尔乔亚”和“普罗列塔利亚”，原因是译者认为“绅士”和“平民”不能准确表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含义。至于其他术语，两个译本也体现出不同。例如，对“剥削”一词的翻译，1906年译本使用了掠夺一词，而1921年译本则使用了榨取一词。此外，相同的译名也存在，比如“阶级斗争”一词。总体而言，1906年译本意译程度更高，行文郑重优雅；而1921年译本则大部分使用直译，更加简洁易懂。

　　这两个译本分别作为雅文体和口语体的典范，对之后很多译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警保局1925年译本与堺利彦1921年译本对术语的翻译几乎相同，可以认为是参考了堺利彦的译本。同时，警保局译本中也出现了与1906年译本中相同的误译，将“丹麦”译为“荷兰”。我们推测警保局译本同时参考了这两个译本。

　　二战结束后，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限制被解除。截至1963年，幸德秋水、堺利彦的译本再版、改订版和改译版，共有12个版本出版。幸德秋水、堺利彦的全译本，成为之后《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的源头和基础，其地位不可撼动。

　　日本全译本对中译本的影响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同样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也经历了从部分翻译到整体翻译的过程。马君武、赵必振、朱执信、宋教仁等人均进行过介绍和部分翻译。1908年1—3月，刘师培、何震夫妇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天义》先后刊登了民鸣翻译的《〈宣言〉英译本序》和《宣言》第一章。该译文中明确写到，其转译自幸德秋水、堺利彦的日译本。遗憾的是，《天义》1908年3月停刊，其后创办的《衡报》也未能刊登剩余部分的译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直到1920年8月才由陈望道翻译而成。我们选取这两个中译本，通过文本分析来探究它们受到1906年日译本的影响。

　　“故今日社会全体之离析日甚一日，由双方对峙之形，以呈巨大之二阶级。此阶级为何？一曰绅士，一曰平民”。（民鸣，1908）

　　“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陈望道，1920）

　　对比1906年日译本，我们可以发现民鸣译文与其风格高度相似，而陈望道的译文则不然。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术语的翻译，民鸣译文沿用日语译法，使用了“绅士”和“平民”二词，而陈望道译文则根据中文做出调整，译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幸德秋水、堺利彦赋予了汉语词“绅士”“平民”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含义。而民鸣选择了沿用日语译名并为其加注，扩展了中文中这两个词的含义，体现了中日两国语言的交流与影响。同时，民鸣译文与1906年日译本一样，出现了在德语原文和英译本中没有的“故”（日译本为“然り”）字。另外，民鸣译文也出现了将“丹麦”译为“荷兰”的误译，可见1906年日译本影响之深，而陈望道的译本中则没有这样的错误。另外，两个译本的开头如下：“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世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民鸣，1908）“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陈望道，1920）

　　显然，民鸣译文使用了文言文形式，而陈望道译本则使用了白话文。这也许是受到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因为陈望道本人就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陈望道译本并未脱离1906年日译本的影响。从一些词语的翻译，如“怪物”等，我们仍可以看出其译本是基于1906年日译本转译的。但是，陈望道并未拘泥于日译本，而是同时参考英译本，并根据英译本对日译本的错误和不恰当之处进行了修正。

　　日本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但全译本的出现早于中国。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的全译本，为中国的先驱们翻译《共产党宣言》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也因转译次数多等原因，给中译本带来了误译等不好的影响。总之，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翻译、传播《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接受和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