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王尧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的发表，为读者和当代中国小说带来一个内涵颇为丰富的“王厚平”文学形象。这个文学形象具有小说人物、叙事者和作者三种身份/属性。小说多重文本结构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形成这种复杂文学形象的主要原因。

　　“我”搭建异质时空和意象沟通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性格形象是艺术表现的中心，它往往由作家通过典型环境塑造，而情感和心理描写只是塑造形象的一种表现方式。《民谣》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理解，它在艺术形象、结构内容、小说语言等方面，为作者的新“小说革命”做出了文本上的实践。这个文学形象以“我”的方式出现，既是一位早熟、情感丰富、向往革命的少年，也是一位成熟理性的中年叙述者，同时又是被赋予真实情感和经历故事的作者。书中运用“意识流”等现代小说技巧，使人物与意象、环境融为一体，大大扩展了作家的情感表现张力；让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相互交错，建构起双重时空的四维文本环境，读者由此进入沉浸式的阅读场景。

　　王厚平身上的情感是复杂多重的，“他”有过理想和坚定，有过迷茫和焦虑，有过成熟和笃定。“他”的身上流淌着故乡清澈的河水，闪烁着记忆斑驳的阳光，也散发着历史中“麦子的霉味”。村庄和小镇的叠影画出“他”性格的底色，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汇成“他”思想的河流，“他”带着历史与记忆走过半生，终于谱写出一曲悠远动人的民谣。

　　小说借鉴《庄子》的结构，主要分为三部分——四卷主体、《杂篇》和《外篇》。主体部分运用小说语言叙述少年的家族史、革命史；《杂篇》摘录具有20世纪70年代语言特征的15篇文章，用叙述者当下的语言进行注释。《外篇》用另一种语言对小说卷三中“围湖造田”的故事进行叙述。小说人物、叙述者和作者由此建构起多重身份的文学形象，让读者在走入小说结构的同时，亦走进王厚平形象的多重幻影之中。如果说文本结构是人物形象建立的基础，那么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就是王厚平形象获得多重身份的直接原因。“我”的视角和身份在蒙太奇般的电影语言中不断频闪、切换，串联起不同的故事片段。“我”是现在时的，正在收集着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我”把异质的时空和意象沟通搭建，构筑起一个“心理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形象。

　　记忆从庞然大物的缝隙里生长

　　小说四卷主体内容围绕少年王厚平参与江南大队编撰队史这一核心事件展开，由此引发主人公对于外公革命史和奶奶家族史的追溯。少年王厚平自幼投身革命生活，他渴望入团和入党，想在大队写队史的工作中不断历练自己，为革命事业作出一番贡献。1972年，他参与到学大庆和学大寨的现代化进程中，但是当石油勘探队带着现代文明的号角进入村庄，少年思想上的矛盾也随之出现：此时的王厚平回忆起奶奶箱子里的老物件，发觉这些“腐朽”的东西也曾代表着旧时代的现代文明；而外公反对“围湖造田”的声音，又让少年看到革命者身上也会有某种传统与守旧。

　　在小说前四卷中，作者还特别书写了少年王厚平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两种阅读：一种是大队生活中阅读到的许多革命书籍；另一种是在李先生、舅爹、表姐影响下阅读的传统典籍和现当代文学经典，这是启蒙少年全新世界观的开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经历，深刻影响着少年王厚平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见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的阅读史和成长史。

　　《民谣》叙述者以40多岁的中年人形象出现，反映了一位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知识分子，对于家族变迁史、重大历史事件和现代化进程看法的心理转变与深刻反思。叙述者在小说前四卷运用回忆散文兼自传特点的抒情性语言进行书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位叙述者眼光“重审”下的少年形象。叙述者在小说《杂篇》部分的努力，在于为十五篇充满“时代话语”的文章所作的注释。在《外篇》部分，叙述者只出现于开篇介绍之中，它是对《民谣》主体内容的补充和说明。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外篇》恰恰是一种“真实的虚构”。

　　王厚平文学形象立体可感的原因在于，作者将自身情感特征、人物经历无所保留地灌注到虚构人物的创作中，化虚构为“真实”。早在《民谣》完成之前，作者就已从事数十年的学术创作与散文书写。2020年，他在《雨花》杂志“时代与肖像”专栏刊登系列散文12篇。这些回忆性质的散文描绘了作者故乡的“众生相”。其中，外公、奶奶、李先生、表姐、朵儿和“我”的形象都在小说中被重新还原，而王厚平这一人物形象也被承载着作者的真实经历，无论是幼名王厚平的直接赋予，还是成长经历毫无保留地再现，都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奔跑在阳光下的、用疼痛来记忆的少年。

　　如果说散文创作只是作者回忆的碎落片段，那么《民谣》就是将这些碎片串联在一起的“地图”。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有一天，当你觉得你可以把现实这个庞然大物挪开时，记忆就在庞然大物的缝隙里生长出来。”可见，王厚平文学形象的诞生，就是不断生长的记忆和作者重新记忆后的自己。

　　多重身份与复调对话

　　王厚平文学形象可以划分为虚构人物和作者两种属性/身份，而在虚构人物内部，又可根据人物在小说中发挥的不同功能，分为故事人物和叙述者两种属性/身份。这一文学形象（符号）结构类似于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所提出的“神话学”中的“两种符号学系统”。少年王厚平是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构成形象中的第一层能指，而成年后的小说人物担任着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构成第一层所指。以上这一对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虚构人物王厚平，并成为文学形象下的第二重能指，而作者王厚平（王尧）由于建构起虚构人物，成为第二重所指。以上这一对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了虚实相生、完整的王厚平形象。

　　《杂篇》将第一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很好地展现出来：“初中升高中考试，作文题是‘读书务农，无上光荣’，我在作文中真诚地说，我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态度和小说里的‘我’不太一样。”作文中的“我”是故事人物中的少年，是成年后的“我”的能指，正是这一层能指与所指关系构成了虚构人物王厚平的思想转变。虚构人物王厚平在文学形象的第二层关系中占据了主要部分，但是作者形象的融入不可或缺，它为文学形象注入真实可感的灵魂，并为小说书写虚构人物能力之外的细节。因此，作为所指的作者与作为能指的虚构人物共同完成小说的叙事任务，促成王厚平文学形象完整性格内涵的形成。

　　在王厚平这一文学形象中，每种身份/属性都是不同的“你”和另一个“我”。他们独立地分属在几个平行世界：少年王厚平在小说中属于特殊年代，成年王厚平在小说中属于当下的时代，而作者王厚平（王尧）则属于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同时，不同形象身份之间在思想上经历着不断碰撞。少年王厚平相信革命斗争的绝对正确性，但已渐渐萌发出“人性论”的思想；叙述者王厚平在对历史批判性的思考时与少年的自己进行思想对话。作者则隐匿在小说文本之外，通过虚构人物不同身份之间的思想碰撞，来完成自己心中不同思想的对话。

　　此外，作者也在文本之外与小说人物进行着思想上的对话。“我读自己的初稿时，最初的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经不知道是他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虚构人物王厚平既承载着作者的思想，又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中“站立”起来，与其不断对话。虚构人物与作者之间正是通过彼此独立思想的碰撞，完成了对于《民谣》深刻思想主题的传达。

　　身份视角的转换带来时空的转换，而时空的转换带来不同思想间的碰撞。正如本雅明所说：“再记忆的任务是‘拯救失败的东西’，救赎不是与未来的切面的关系，而是当下去完成曾经被我们加以拒绝的东西的可能性。”《民谣》或许从不是一场“王厚平”面向未来的写作，而是他希望借着“再记忆”，对“当下的过去”进行重构。救赎或许从来就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通过书写来挽回那些不再重来的历史与自己。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