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思想家戴震曾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语言学家王力释之为“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识断就是具有正确的观点，精审就是掌握科学的方法”。从《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阮咏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一书来看，“淹博”之难在于相关文献多数收藏于海外，且不便复印或扫描，导致材料获取令人望而却步。“识断”之难主要有二：一是阅读难，除了有些方言有汉字版外，像台州方言的文献不是字如蚂蚁的英文版，就是不标声调的罗马字拼音版；二是理解难，确切说是翻译难，尤其是罗马字拼音版的汉字转写，既有汉字本字之难，又有语句不通和语意不明之难。“精审”之难则主要在于离析难，即从与官话、方言和欧式英语或其他语种的语言成分、语言结构等杂糅在一起的文本中，离析出150年前甚至更早期特定方言的真实面貌，实属不易。

　　当代西方语言学史家E. F. K. Koerner提出了语言学史学研究的三个原则：语境原则、内在原则和拉平原则。该研究是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的一个特殊领域，其研究原则既可参照以上三个原则，又需结合王力总结的中国语言学的三大光荣传统。

　　语境原则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外部语境中，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和制约。该书遵循语境原则，不但形成了语言学和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特色，增添了语言学研究的人文性和研究的厚度与广度，而且便于同类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

　　如果说语境原则中的语境是大语境，那么内在原则中的文本则是小语境。通过对汉语文献文本的精研细读，以解决识断和精审之难。该类汉语方言文献主要包括方言词典、语法著作、教材、读本和小说等。对传教士汉语方言文本的解读，不但需要研究者扎实和全面的语言学功底，而且考验研究者的人文素养。此外，对“死”的文献的解读还需结合“活”的语言调查实践，即遵循中国语言学的实践传统，从而让文献材料得到历时和共时的双重印证，更好地为继承“材料和观点相结合”的研究传统服务。

　　拉平原则则突出研究者对语言学史的书写表达。书写不仅是研究者个人观点和研究成果的表达，更需意识到这是与潜在读者的知识交流、学术交流和思想交流。由于该研究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读书人和文盲、汉语和外语、官话和方言等诸多因素和关系，树立拉平意识、遵循拉平原则能有效解决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复活、宣传、推广问题。实施拉平原则的途径：一是明确目标读者的分类和分层。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是全方位的，但是对研究成果的表达和书写则可有“分别心”。目标读者的分类指按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划分的不同研究领域，分层指专家学者的专业层次和社会大众的普及层次等。二是重视这类文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分。纯汉语语言学著作自然呈现的是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的框架。传教士编写的方言读本、童蒙读物和小说等，汇集了中国各地真实鲜活的民间俗语和口头文化，是观照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生活和传统文化的珍贵历史文献。

　　作为浙东文化和浙东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教士浙东方言文献在产生时代上与浙东学派兴盛和成熟的明清时期大致重合。协助传教士撰写汉语著作的人大都是当地的鸿儒或文人，多少受到浙东文化和浙东学术潜移默化的影响。清代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认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浙东学术专重于史学研究，且治史以经史，即以通过研究史料而达到通经致用为宗旨。在这类汉语方言文献中，吴语所占比重非常大，仅次于上海。该研究既是对浙东文化和学术内容重要文献本身的研究，也是对浙东文化和浙东学派“互鉴、包容、创新”等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