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与中日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受到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徐志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一书在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既有成果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产生与形成、发展与演变、失败与终结的历史。

　　既往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成果，往往侧重考察留日学生的人数、经费、留日学校和学习专业，分析留日热潮兴起的原因，阐述留日学生毕业回国后参加政治活动、军事战争、科教文卫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等，主要是留日学生如何留学的“出国史”和归国后发挥社会功用的“回国史”，相对忽视他们在日本如何学习、生活和参加社会活动的“留学史”。该书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档案和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不断上线的相关史料，积极吸收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日本史的角度，考察了面对甲午战后蜂拥赴日的中国留日学生，刚刚步入教育现代化的日本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们，并为之制定了怎样的政策？该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根据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阐述了日本从明治末期初步建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接受体系、速成教育与学业限制、投机性管理政策，到大正时期逐渐“改善”，再到昭和初期中日围绕留日学生政策的交涉，以及侵华战争时期对留日学生强化调查监控，以培养服务日本侵华战争政策的“协力者”，成为日本对华政策“重要一环”。这种包藏政治阴谋和侵略野心的留学政策，由于违背留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宗旨，结果必然适得其反、终归失败。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留美学生或留欧学生作为留日学生的参照系。例如，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第二次游学毕业生考试结果，因留欧美学生包揽了“最优等”的全部名额，即使“优等”名额也多属于他们，故当时就有留日学生不如留欧美学生之说。1912年，随着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冲突愈演愈烈，“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说开始流行。学界也从家庭出身、留学专业、政治参与等层面，比较留日学生与留欧美学生的异同。

　　书中比较了近代日本留学生与中国留日学生在留学氛围、社会认可、工作机会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认为日本早期留学生是清末洋务派反击顽固派和鼓励留学的“例证”，是清末留日学生运动兴起的示范和榜样。作者不仅区分日本对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汪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政策，而且以朝鲜、泰国、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等亚洲各地留日学生，以及美、德、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的留日学生为参照系，指出日本相应成立了日华学会、伪满留日学生会、善邻协会、国际学友会等组织，既分别“辅导”对应的留日学生，辅助日本对外教育交流和文化战略，又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占领区选拔留日学生，服务于侵略战争政策，反映了国策与留学之间的互动与因应。

　　该书与其说是一部留学史研究著作，不如说是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因为从表面上看是梳理与考察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实际上是以西力东渐背景下的中日留学教育交流为切入点，重点分析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以中国留学生教育权争夺为中心，兼及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东亚地区既合作又斗争的国际关系格局。留学已不再是简单、纯粹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传播与交流，而被卷入近代列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狂潮之中。

　　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接受政策、教育政策、管理政策和回国安置政策，无不体现着日本侵华扩张的策略与目的，发挥着辅助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作用。为此，书中提出，只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真心实意教授留学生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赢得留学生和留学生母国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才能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与真诚合作，发挥留学教育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使命与责任。

　　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往往具有多重面相，该书虽从日本政策方面进行必要解释，但终归还要回观留日学生本身，回到近代中国的特殊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进行客观分析。再如，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只是日本对华战略的辅助政策，因而该书可适当增补不同阶段的日本对华政策与重大方针。期待作者继续完善，奉献留学史研究的“另类”经典。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