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之一，是中共力量由弱变强、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精兵简政是中共革命和军政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传统的研究多利用文献介绍和描述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和具体措施，将重点放在总结这一军政建设改革对中共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上，缺乏对其从提出到执行等一系列环节的深层次考察，特别是对这一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所遇到困难的估计和认识不足。

　　《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把增强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视角出发，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政策表达与实践运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合乎逻辑的历史判断。

　　中共机构改革的先声

　　该书不再局限于“政策—效果”简单化的认知和分析模式，而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加注重探寻精兵简政的历史动因和历史形态，以及该政策在军政系统推行过程中所遭遇的波折及应对之策。特别是依据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对该政策认知的发展变化，对该政策在军、政不同领域所取得成效进行综合考察，在各种矛盾冲突中，阐述中共中央采取这一政策时的艰难抉择，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精兵简政政策在历史上的地位。

　　书中指出，精兵简政是中共在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维系与积蓄有生力量，并逐步走出防御转向反攻的伟大实践。作者将这一政策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提出该政策在二战期间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不断演变为一种有效的军政建设模式，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并将其看作中共机构改革的起点和先声，提出该政策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军政建设有较多可借鉴之处，并业已内化为中国特色机构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中所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原则”中，依然可以看到其历史影响。

　　还原政策推行中的细枝末节

　　精兵简政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著名“十大政策”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抗日根据地面临的重重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政策最初由陕甘宁边区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采取这一政策，精简机关、充实基层，整顿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构，充实连队。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对于增加生产、加强部队战斗力、克服物质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往学界有人认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根源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中共根据地的长期“封锁”。由此，导致相关研究被长期遮蔽，主要是忽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和根据地建设视角研究精兵简政政策。该书着眼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从内外因系统分析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历史动因。外因主要包括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的封锁，根据地自身所遭受的自然灾害等。内因则主要是抗日根据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脱产人员比例过高等。作者提出，精兵简政政策的推广，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供应出现困难后的必然选择，从根本上论证了这一政策推行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资料的获取也是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以往有关该政策的研究资料来源较为单一，大多取材于《毛泽东选集》《解放日报》《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关于精兵简政的论述。该书尝试开辟新的途径，运用《新华日报》《抗敌报》（后改称《晋察冀日报》）、《东方杂志》《抗战日报》《太岳日报》等众多报刊资料，并参考毛泽东、李鼎铭、林伯渠等人的回忆录或者文集，查阅了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的大量未刊档案。

　　建构多维互动关系

　　全书的新颖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的逻辑分析结构，努力再现该政策在推行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与阻碍，进而重新建构党、政、军、民及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多维互动关系。作者首先将精兵简政政策置于历史上“仁政”和“减政”等更宏观的背景下进行思考。在对中国古代“仁政”和近代“减政”进行比较之后，考察中共精兵简政前有关政策的历史演变，进一步凸显了精兵简政政策研究不仅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次，认真考察了精兵简政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尤其是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各个层面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包括执行者认识的分歧、差别化做法，以及由于不理解或误解等带来的种种阻力。最后，聚焦精兵简政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开展的说服教育和动员工作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党、政、军、民之间展开的多维互动、政策传达与执行机关在政策理解上的互动、政策执行机关与被精简人员在政策贯彻中形成的互动，力求客观真实地还原党中央在推行这一政策过程中面对的多种复杂问题和需要克服的极为困难的工作局面。

　　作为中共根据地军政建设的重要亮点，作者在书中着力将该政策置于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军政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注重考察该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军政建设中的推广与应用，并结合抗战这一较为特殊的历史背景，着重分析了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直接诱因，即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使根据地陷入极为艰难的处境之中，只能通过精兵简政来加强根据地建设，加强党在根据地的局部执政。

　　当然，该书关于精兵简政政策宏观历史的考察仍可进一步充实，对精兵简政的历史形态——“仁政”和“减政”的考察也可引发进一步思考，或许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