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技术建构的世界中，技术不断改变和塑造我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对技术有深刻认识，对其进行追问或反思已无任何意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对技术进行细致考察，对技术的认识也不全面，甚至导致了众说纷纭的局面。技术到底是什么？在技术时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如何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这些都有待回答。《什么是技术》（胡翌霖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10月版）并未给技术下一个明确定义，而是通过回溯历史对技术进行理解。

　　当代，我们总是从功用的效果看待技术，将技术看作科学的应用，即技术器具或技术装置。因此，一般认为技术是中立的，进而忽略技术的意向结构，否定技术的价值取向。技术是外在于人的工具，不带有任何目的，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这种对技术和人的定义不能全面呈现技术与人的内在关系，因而无法为我们在技术时代正确处理人与技术关系、实现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究竟什么是技术？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这并没有一个明确或固定的答案，因为技术总是处在被建构和形成之中。人和技术有着复杂的关系。技术的内涵不断变化，我们对技术的理解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技术与人的关系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呈现出新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强调，人不是直接同自然环境打交道，总是通过一定的媒介与周围世界打交道。这里的媒介就是技术。媒介既决定了内在意识的“表达方式”，也决定了外在对象的“呈现方式”。它不是中立透明的传递通道，而是参与了一切内外事物的塑造。人通过技术不断在世界中展开自身，同样，也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塑造自身。正如斯蒂格勒所言：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也在技术中自我发明。

　　基于以上对人和技术的理解，作者认为技术包含“内化”和“外化”两层含义。所谓外化意味着把内在知识付诸外在的器具或产品，或者直接代指具体的装置和器具。这是现代社会对技术的通常理解。内化意味着人可以通过学习将技能和技巧内化为个人能力。在此意义上，技术与人是相互构造的，人不断构造蕴含价值的技术，技术又反过来决定人的存在。将人看作技术性存在，强调技术对人的决定意义，这是技术时代对技术与人关系的深刻认识。从这一角度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否定了从本质主义立场对技术和人进行解读，而是从演化的角度思考二者关系。因此作者得出，所谓的“技术”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项目，而是有无数可能性、无数相对独立的进路。

　　既然强调技术与人的互构性，那么技术与人何以能够互构？作者认为，技术之所以能够规定人，是因为技术是“可学习的”或“可能学会的”东西。人先天具有学习的能力，作者引用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对知识的考察，认为我们在实际获取关于某物的知识之前，就已经对此物有所了解。当然这种“先验”的图式并非是先天的，而是我们通过学习与成长，不断重塑和改变我们的认知架构和先验图式。也正是学习的这种特征，将技术与人内在联系起来。学习是人的身体与外在器物相会合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就是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或习惯，同时也把自己的身体外化出去。整个学用技术的过程是一个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双向交互磨合。学习的本质就是不断“内化”的过程，结果是不断构建和改变观念、习惯和定势，塑造行为模式和认知架构。

　　作者以技术史的史料论证人是技术的存在，一部人类史就是技术史。之前我们未从技术角度对人进行理解，是因为技术自身具有隐蔽的特征，越是起作用的技术越容易被人忽略。如今，我们大规模地使用技术，技术的作用和产生的问题都一并显现出来，我们不得不对技术进行深入思考。该书不仅从技术与人的关系角度对人和技术重新定义，而且将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紧密结合起来，提示我们在技术史中寻找救赎之路。书中指出，对技术史的追溯是反思技术的必要方式，我们必须回溯到技术刚起作用又尚未完全起作用时，才能全面追究技术对人类生活世界起到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一回溯，我们才能跳出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以不被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中，不断保持反思的能力，寻求救赎的道路。

　　作者将技术史和技术哲学融会贯通，把人看作技术的存在。同时，也对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当下人类应如何参与对未来的塑造，以及文化多样性对技术多样性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有洞见的阐释。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