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的兴盛和文化转向的思潮对于历史学的影响深远，中国社会史研究由此呈现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王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一书从数据和社会结构分析开始，过渡到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深描，再到致力于对历史文本的多角度阐释，反映出一位历史学者研究路径的转化，即从社会科学方法回归到人文学方法，注重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计量：区域与个案研究是重点

　　在早期的社会史研究中，作者认为，人口问题的考察是研究社会的热点。以清代人口较多和较大农业省份四川作为个案，通过对人口、耕地与粮食问题的综合考察，全书探讨了清代人口和耕地统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清代由于人口剧增而造成的人口压力。其综合研究表明，我们没有理由因“地大物博”而掉以轻心，而应对耕地和自然资源的不足保持警惕。

　　长江上游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独特区域。该书将其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区域市场发展的案例，探讨了经济区域与市场系统、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集市的作用及其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区域市场发展的局限等话题。清代由于自然经济的牢固性，农民仍被禁锢在土地上，进行着自给性为主的生产。自然经济的解体是近代工业出现的前提，长江上游地区自然经济解体不充分，决定了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市场的狭小和不充分严重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出现之后，这种阻碍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拖延了中国这一广大内陆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叙事：以日常生活为中心

　　在中期社会史研究中，作者尝试突破旧文化史的窠臼，将历史叙事与史料解读巧妙融合，以日常生活叙事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作者认为，街头是民众从事诸如谋生、日常生活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重要舞台。在晚清，当改良运动深入地方社会时，城市精英便以其价值观对民众的公共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改良者利用重新整合城市空间和引导社会舆论之机，竭力扩大其影响，并最终把街头变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社会改良者在街头的角色都得以重新定义。作者探索了晚清时期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内陆城市成都的街头文化、基层民众及其与地方的关系，认为它们对国家和精英在治理公共空间时实施的现代化议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还进一步缩小研究焦点：从城市的街头拓展到更微观的茶馆，探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演变，考察了茶馆如何服务成都的城市日常生活。作者以在成都茶馆中工作的服务员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观察，探讨成都小商业中的职场文化。通过考察茶馆里的雇工，揭示成都的小商业、雇工、工作环境、工作场所、职场文化之间的关系，以透视茶馆工人的社会形象与生存处境。茶馆工人与顾客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出茶馆内复杂的社会关系，还展现出茶馆丰富多彩的职场文化。由此审视当时市民的生活状况和处境，了解这些人物的命运如何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境况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时段的社会史研究中，作者亦对诗词产生了兴趣。他提出，竹枝词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其表现形式通常为四句，每句七字，多为精英阶层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刻画。竹枝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视角去观察传统中国精英如何看待普通民众与大众文化。作者以竹枝词为研究基础，探寻19世纪成都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作者把竹枝词视为成都的“城市之韵”，认为其声韵的抑扬顿挫如同成都的生活节奏一样，而其中的文字则抒情地传达了城市中日常生活的氛围、感觉和观念。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作者通过对成都的研究，将城市史研究的重心从沿海转向内陆，从大事件转向日常生活；通过考察城市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来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探索其时成都一般民众、社会改良者如何使用公共空间改造大众文化。

　　文本解读：图像转向与人类学视角的切入

　　“每一种资料都提供了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本，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对历史的一种认识”。过去我们在讨论新文化史兴起时，经常会提到“语言学的转向”和“叙述转向”，但很少意识到同时出现了“图像转向”。“图像转向”在建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把重点放到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身上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非常重视对图像资料的使用，视觉资料是对都市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最直接的展示，揭示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以及公共空间的人间百态。照片和绘画作品为都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视觉材料。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重构逝去的文化和历史。

　　在书中，作者还对新文化史的研究进行了思考。新文化史“新”在哪里？从中国史研究角度概括来讲有两点。一是研究对象的改变，即从英雄人物到普通人物；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变，特别是人类学的影响。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华生、耶鲁大学萧凤霞等均从人类学角度出发，使用历史文本来对某个人群或社会进行考察。新文化史的研究使人们的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中心转移到边缘，拓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历史，这些都为社会史研究开拓了新路径。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志传播学术史（1998—2018）”（2019TS1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