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研究从对历史真相的还原逐步过渡到心态史研究，日渐摆脱传统宏观和正统的史学叙事，步入微观而私人化的语境分析。新近出版的《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著，中华书局2020年8月版）就是一部“日常生活”研究表征性著述。

　　日常研究可能偏离初衷

　　全书分为《居乡诚不易：〈何汝霖日记〉中的乡居生活》《勿药元是梦：四位名臣日记中的疾病书写》《何处是归程：〈绍英日记〉中的乱世凄惶》三部分，讲述晚清6位高官——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绍英的日常生活，尤为侧重烦恼的一面。选择以日常生活作视角，使书中并不主要呈现高官在朝堂与地方行政事务中的表现，也并不主要表现他们的权威及思想文化等声名。如军机大臣何汝霖返回故乡南京时，日记所记全是奴仆吵架、家人要钱、家庭教师水平堪忧等可气可笑的琐事。对南京城的大水，他和普通百姓一样无可奈何。而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常因身体疾病而痛苦不堪，他们在日记中尽心记载身体疾病变化。鹿传霖的病中日记甚至主要记载出恭情况，读来令人捏鼻。至于宗室大臣绍英，日记主要记载他如何咬紧牙关勉力维持风雨飘摇的逊清皇室。

　　书中所示高官形象与传统史书所塑造的形象反差甚大。然而这项研究并非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戏谑和嘲讽，作者一再声明，日常生活的记录“才是近代日记的常态和本来面貌”，他希望通过分析人人皆有的日常生活，拉进高官和普通人的距离，从而让普通人产生见贤思齐的心态，转而效法他们去提升自我。至于那些据日记满足私人猎奇心理和解构历史的做法，作者并不赞同。只是，作者的良苦用心能否扭转普遍的阅读趣味呢？答案恐怕不容乐观。近年来相当多基于日记的文史研究文章，常常流露某种“窥私癖”倾向。这充分说明，基于日记材料的“日常生活”研究可能偏离研究初衷，虽走向日常生活，却忘了日记研究为何需要日常生活的视角。

　　琐事并非浅薄无聊

　　从自然气候到社会环境，从人际交往到柴米油盐，从生老病死到心理活动，日常生活几乎无所不包。中国人使用“日常生活”常常不包括有关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内容。当然，其中唯一例外的是经济。不过“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经济生活,也多局限于个体及家庭收支，而较少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与传统经济史研究对象仍有较大距离。

　　中文语境的“日常生活”源于英文“everyday life”，而这一英文术语又转自布罗代尔等人使用的法语词汇“quotidienne”（日常的）。布罗代尔在名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使用“日常生活”，为的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他认为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关系匪浅，如食品、衣着、住房、技术、货币等应置于日常生活中考察，这些物与围绕它们的物形成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布罗代尔试图给这些日常生活之物以历史学的关注，故而将其从经济中剥离出来，成为有分量的关注对象。这就必然导致日常生活上升到史学范畴。在第一卷中，布罗代尔公开为日常生活进行辩护，他说：“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纳入历史的范围。这样做有什么用处？是否必要？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例如远程贸易、民族经济或城市经济网络。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时间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整理、重现这些场景是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不认为它浅薄无聊。”由此，日常生活可以作为一种视角或方法进入微观领域，从而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重复性琐事，已经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存在。

　　观物及物与人的关联

　　《华裘之蚤》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利用高官与日常之间的反差，凸显普遍性的生活真相。这种日常生活，正经正史文献中很少存在，因为不登大雅之堂；在私密文件如日记和书信中，也是有限度公开，因为人人过于熟悉反而觉得毫无必要。晚清高官所习惯的是军国大事、官僚交往、文雅活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他们而言反而是新鲜的，至少就写作题材而言是新鲜的。只有在这样的文献语境中，我们才注意到“排日记事”的日记如何消磨那么多的时间。具备固定日期格式的日记的日常“无意义”特点才被我们感知到。当然，这种感知日记的方式是否真正把握到日记作者的意图？恐怕有待商榷。对晚清高官而言，记述这种日常琐事的原因除去日常生活的新鲜感外，还在于琐事往往具备备忘或治疗效果。日记写作可以舒缓压力、放松心情。他们预设的读者往往是自己。因此日记所示的日常生活可能仅是他们生活的部分真相。由此，我们不能不追问：当今读者闯入这种私密性文本，感知到的究竟是高官的日常生活，还是高官笔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通过“日常生活”切入日记研究，可以直观呈现历史上的私人生活，管窥整个社会生活风貌，所提取信息往往也因“日常性”而与普通人呼应，故深受读者和研究者喜欢。但日常生活作为日记研究普遍性视角的成立，尚须借助反差性的对照。例如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从高官日记入手；而窥探农民的日常生活，应当从地主日记入手；至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则应从仆人等其他周边人物日记入手。由此，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产生悖论，即日常生活须借助非日常的文献记载进行确立。这样一来，基于日常生活视角的研究，似乎重新回归传统史学的方法，即利用各种文献去证明某种制度、关联等，而忽视活生生的人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该书立体揭示了晚清高官生活的另一面，书名使用日常一词而非日常生活，充分显示研究者的审慎姿态和研究期待。至此，将日常生活作为日记研究的方法，似应回归布罗代尔使用这一术语的语境，即日常生活应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研究对象。利用日记研究日常生活，应当回归对物的关注，关注物与人的关联。利用日记材料，通过日常生活视角观测物及物与人的关联研究，目前尚不多见。而这，似乎是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和日常琐事之外一个值得期待的领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