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寄来夏鼐先生Ancient Egyptian Beads（《埃及古珠考》）一书时，曾为终可读到由第一位中国人撰写的埃及学专著而欣喜。2020年10月，该书中译本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印发行了，其分量足够厚重，正如斯蒂芬·夸克所言：“夏鼐的博士论文太成功，让伦敦其他学者望而却步。”就其将古埃及串珠一网打尽式的研究为后学提供的成果而言，英文版印本虽少，尚足以让研究者找到。77年前的研究成果，今出汉译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它为惯于从问题到理论的中国埃及学研究，树立了一个务实的榜样。

　　要真问题，不要虚构的逻辑建构

　　之所以选择古埃及串珠作为研究对象，与夏先生两次前往埃及考古、当时古埃及串珠研究成果不多有关。其研究起点是在埃及与英国整理考古和文物工作。确定研究对象为串珠后，夏先生对串珠进行了分类并制作图谱，于此基础上提出问题：串珠的制作工艺怎样？其历史如何分期？这些问题的提出奠定在研究基础上，笔者谓之真问题。

　　该书中文版 “参考文献”收录了夏先生的工作日记，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研究进程记述。夏先生的研究始于古埃及串珠编目，接着一边编目一边制作图谱。其间发现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对有些串珠断代过早的问题，之后才确定研究范围。在此过程中考察多个博物馆藏串珠登录情况，发现有些串珠没有注明年代，仅书“杂类”，时间断代亦不可靠。之后他开始写作论文，其间并未停止手头的串珠整理研究工作，直至回国才将全力用在撰写论文上。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个研究是“做”出来的，而非“写”出来的。

　　夏先生的研究对象始于文物，该书起点便是串珠编目。对于古埃及历史研究来说，这个起点看似普通却很有意义。因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起点大多不是具体对象，而是抽象的问题。问题意识没错，但问题从何而来却事关重大。它涉及一个学术研究起点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条路线、两种方法路径的大问题。问题可以是研究起点，但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即所研究的问题是真问题。真问题是关涉对象在认知与规律方面尚无答案的问题。既然有真问题，就一定有假问题。诸如“古埃及某某时期的某某问题”“古埃及某某时期的某某现象”十有八九不是真问题。且不论这样的选题是否过于简单，就其回答的深度而言，恐怕百年前西方学者就已论述清楚，无须我们的学者再研究。

　　真问题不一定非由我们自己提出，解决已有问题却完全可以贡献我们的智慧。西方学者穷尽一切可能的研究通例，为我们留下不多的研究余地。真问题绝非拍脑袋想出来的，它一定是在研究中发现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让世界关注的原创不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研究起点。我们习惯于“框架式”研究，从抽象的框架式问题做起，通过破题建构起篇章结构，再按照这个结构去寻找材料填充各个篇章，只要各章节均衡了，各方面都讲清楚了，文章或专著就写成了。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并不直接与研究对象接触，许多人的研究没有研究对象，只有虚构的逻辑建构。逻辑完美，但不是研究；对文学有增添，对学术没贡献。该书的撰写从研究开始就未离开过研究对象，值得今日中国学者深思。

　　复盘，才是参考

　　夏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理论。序列断代理论由皮特里创立，夏先生既然选择的研究对象以“皮特里收集品”为基础，其论文又多经皮特里指导，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不可能不受皮特里的影响。但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串珠断代的不确定因素，如因串珠制作相对容易，导致的虽相似却为独立起源及古珠再用造成的时代混淆问题。夏先生在沿皮特里提出的类型学思路行进同时，抛弃了类型断代中的类型序列方法，转而提出串珠工艺断代的崭新理论。这一理论的建立是在对串珠时间断代的一次次出现问题的实践中发现的，亦在串珠断代的具体研究中思考解决方案，同时是在反复验证中完成的。

　　从形而下搜集编目开始，发现问题，形而上建构理论，再回到形而下的断代中验证修改理论。因此，可以将夏先生的研究路线归结为：确立对象→整理归类→确定范围→发现问题→确定解决路径（确定适用理论或提出理论）→解决问题。反观该领域研究现状，多不从古埃及对象出发，而是借助西方研究成果加以编排思考、建构论述，与夏先生之研究路径相悖。古埃及研究对象未必一定是实物，还有考古报告、图像（浮雕、壁画及雕像），特别是记录在草纸上的草纸文书与刻写在墙壁上的铭文文献。即便是抽象的思考研究，也只能以这些史料为基础。该书很少引述别人观点，这当然与夏先生研究工作的原创有关，更因为他牢牢紧盯研究对象，而不是人云亦云。

　　目前，在一些中国学人的观念中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一手资料就是西方人的论著。别的领域暂且不论，对于世界古史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西方学者把埃及当作对象材料，我们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当作对象材料，这一现状与西方钓鱼者从海里、河里与湖里钓鱼，而我们跑到别人鱼篓里钓鱼无异。这样的结果是，且不说我们无法与之比深度、比水平，在世界古史研究的舞台上于精神便已“矮人一截”。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能不参考，但它绝不是研究材料，对于他们的研究我们必须复盘，这样才是参考，才有意义。

　　有什么材料，写什么历史

　　一切从具体研究对象出发，还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有什么材料写什么历史。一部著作（博士论文）只写了三个内容：古埃及串珠的制作、分类与编年，翔实客观、不枝不蔓。书中没有古埃及串珠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功用的论述，亦无古埃及串珠与其他文明串珠的对比。似不全面，但这是论文，是研究报告而非教科书编写，面面俱到毫无意义。我们的世界古史研究什么时候能不做表面文章？不做看上去完美却没有任何贡献的作文？今天，我们回过头读夏先生的博士论文，怎能不心虚、惶恐！

　　没有什么现成理论是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而建构的，皮特里序列断代理论给了夏先生解决串珠断代问题以正确方向，但利用串珠形制进行断代遇到太多问题。夏先生改用串珠制作工艺进行断代尝试，获得成功，在序列断代理论基础上创立了串珠制作工艺断代理论，这是首位中国人在埃及学研究领域作出的理论贡献。这么多年过去，中国的埃及学者发表出版了很多论文、专著，运用了很多现成理论，但在埃及学研究领域上难以超越前人。研究不再始于文献研读、图像或考古报告与文物的整理；不再通过研究发现问题，而是仅用脑子想出问题；不再于研究中反复验证所用理论的契合程度，结果必然是建树不多。我们应该考虑在埃及学研究方法上回到夏鼐。

　　古埃及历史研究与考古、文献研究不可分离。历史学研究要有所贡献，不能娱乐。贡献有大有小，然无论大小贡献不外有三：真正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令人信服的结论。若将中国当今的埃及学研究置于世界埃及学界通观考量，就会发现这三者皆不可谓大。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恐与研究方式脱不开干系。先思考问题，再寻找理论与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研究模式恐怕是大多数学者熟悉、信奉并践行的标准方法。问题的提出是想出来而非在对对象的研究中发现的，方法是借用并非百分百契合的现成理论，材料是别人的文字或从古文献中挑选合用者。从形而上到形而上，偶尔瞥一眼史料，无论史料来自考古还是文献，成果均如水上浮萍，没有根基、不足为信。再读夏先生的《埃及古珠考》，从对象的确定到问题的提出再到理论的应用，形而下起始，形而上完成，研究路径科学、扎实，终集该研究领域之大成。当今埃及学研究如欲对世界有所贡献，夏先生之研究路径不可以不学。77年前的研究，对于今日中国埃及学研究的意义便在于此。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