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是技术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计算机带来的信息化浪潮尚未退去，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结合又掀起了智能化风暴。技术已然成为时代标识。技术热的背后存在对其不断突破各种界限的担忧。无论风险社会理论，还是当前盛行于欧洲并波及国内的负责任创新研究，均从不同程度体现了人们对技术的担忧和焦虑。《技术恐惧的哲学研究》（赵磊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3月版）是对当今技术热时代的冷思考，是对技术恐惧现象的哲学反思。其研究主旨不是探讨如何消除技术恐惧现象，而是在全面解析技术恐惧现象的同时，发掘技术恐惧的积极意义，使其成为未来视域的技术拯救之道。

　　前世今生：技术恐惧具有历史性

　　作者统一技术恐惧现象研究与技术史研究，对历史上不同形态的技术恐惧进行了辨析。综观古今中外，虽然社会制度、文化环境、技术形态各有不同，但技术恐惧现象从未缺席。

　　技术恐惧可分为古代永恒性技术恐惧和现代境况性技术恐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联系表现在现代技术恐惧是古代技术恐惧在现代科学语境下的延伸和发展，表现的均为人与技术的负相关关系。人类对习惯性存在被打破的不适应，对新事物的未知所引发的恐惧感和抵制情绪，在古代和现代均有所表现。二者区别在于，古代技术恐惧源于人们对技术本质、地位和作用的误读和未知，因而神秘化技术、贬低和蔑视技术，甚至存在抵制和排斥技术与技术活动的现象。这种认知常常表现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思想文化上，并影响普通公众的价值选择。现代技术恐惧通常由技术风险和技术压力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引发，表现为技术用户或普通公众对技术感到压力、对技术危害缺乏安全感和焦虑，并产生抵制新技术、破坏技术或者技术恐慌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现代技术恐惧既有技术未知引发的焦虑，也有技术及其风险认知导致的合理性恐惧。

　　技术与人如影随形，技术恐惧亦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始终。无知和神话技术导致古代人们对技术既有敬畏和担忧，又有贬低和抵制。启蒙精神虽然赋予人们技术知识，但工具理性思维又使技术沦为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发生错位和脱节，从而导致人与技术关系的异化。资本逻辑与市场机制的助推，容易放大技术的风险和背离人性的危险，现代科技文化并未使人摆脱技术恐惧的干扰，甚至还使技术成为新的神话，使整个人类活动都建基于技术座架，受技术规律的支配和控制，从而使人们对技术感到恐慌。

　　新技术的接受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对技术恐惧现象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可以确定技术恐惧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彻底消灭技术恐惧现象，不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和事物发展逻辑。因为几乎所有新技术在初始阶段都遇到过抵制与排斥，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也不可能被改变。不能因为技术恐惧就不发展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技术恐惧存在的长期性与普遍性，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启迪我们发挥好技术恐惧的积极作用，使技术发展时刻保持自我警醒，不断矫正自己的发展方向，使技术回归其为人类造福的初心，尽力避免成为人们恐惧的对象。

　　研究框架：人—技术—社会三位一体

　　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界定，确立了技术恐惧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技术恐惧（technophobia）在西方主要被界定为对技术带来的问题感到不适应、焦虑和害怕，并由此产生对技术的抵触和排斥心理。与西方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心理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不同，该书运用现象学哲学方法，旨在超越计算机恐惧的认识局限，把技术抽象为一般性技术或技术一般，将技术恐惧现象的实质还原为人技关系。这种人技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处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人与技术的关系。作者提出，技术恐惧表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负相关关系，这种人与技术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对技术感到不适、消极接受，甚至抵制技术、对技术持否定态度、与技术产生摩擦，直至破坏技术等方面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人与技术的负相关并非指价值定位上的负面现象，更不是把技术恐惧看作一种“病”，而是两者关系的正常反映。当技术恐惧表现为对恶的技术或技术的恶的方面的负相关时，它就代表了正确的价值评价，具有积极意义。把技术恐惧归结为人与技术的一种负相关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技术恐惧现象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为技术恐惧的应对指明了方向。即，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人技关系或人机关系。因为人与技术的关系离不开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技术恐惧的生成原因和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因此，正确处理好人技关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语境，需要人、技术、社会三方面的配合。由此，该书就建立了以人与技术关系为发展主线，主体、客体和社会语境三位一体的整体布局结构。

　　积极立场：未来视域的技术拯救

　　全书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重点，在于怎样正确看待技术恐惧。其研究意义与其说是解决技术恐惧问题，不如说怎样更好地利用技术恐惧。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供可行的研究策略，而在于对人与技术关系困境的探索，留下了更多思考空间。其哲学态度既不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不是反技术主义路线，更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立场；而是一种对技术恐惧带有积极意义的客观实在论立场，这种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未来视域对技术的救赎力量。

　　书中围绕人与技术关系架构的人—技术—社会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是一种整体论的认知模式。它告诉人们技术恐惧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其根源也不是单一的技术或人。这样就避免了技术悲观论或反技术主义者常常把技术社会的问题归因于单纯技术本身的片面认知模式。在他们眼里，科技是现代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得出限制甚至停滞技术发展的结论。比如，福克斯就认为，机器创造了一个肮脏、无目的、丑陋的社会。

　　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科技产品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还表现为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改变。应对技术恐惧的前提是正确认识技术恐惧，然后再从人的技术认知的改变、心理和行为的调适、人性化和绿色技术的发展、负责任科技创新、绿色政府和政治、和谐社会的建构等方面，改善人与技术的关系。和谐人技关系的建立就是应对技术恐惧问题的最好答卷。因此，解决技术恐惧的上策，绝不是简单粗暴地限制技术发展，责备技术的过失和不足，苛求技术的完美；更不是消灭技术恐惧，而是综合考量，使人与技术的关系从负相关转向正相关。

　　技术恐惧的存在，既是人与技术对立统一关系的生动体现，也是技术本身逻辑及人与社会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性所致。该书反思了应对技术恐惧存在的现实难题，使技术恐惧的研究有了更多思考空间。技术恐惧的最大问题不是对个人身心带来的伤害，而是由此形成的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和壁垒。因此，应对技术恐惧不是为了消除技术恐惧，而是通过对技术恐惧的正确认知，消除人对技术的认识壁垒，形成正确的技术观，构建良好的人技关系。应对技术恐惧也不是消灭和停止发展技术，杜绝和遮蔽技术的负面效应，而是引起人们对技术负面效应的重视和警惕，规范人们的技术设计和创新理念、技术行为。应对技术恐惧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技术恐惧，不断矫正技术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尼采曾说：“恐惧是人类原初的情感，所以，从恐惧出发，可以解释一切，原初的罪恶和原初的道德。”恐惧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还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通过技术恐惧，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技术及其问题，从而寻找技术的拯救之道。科技发展无止境，科技应坚持以人为本，技术恐惧的哲学研究意义在于技术救赎，教会人们在恐惧中前行。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