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是一个不断被层累建构的历史过程。从后世建构的学术谱系来看，浙东学派滥觞于北宋“明州杨杜五子”“皇祐三先生”与“永嘉九先生”，形成于南宋婺州、永嘉、永康、北山及四明诸学派，大成于明代阳明学及蕺山学派，在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时达到全盛。其进度大体可分宋元、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段。宋代是浙东学派发展脉络中的重要阶段，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基本规模和特征。因此，对宋代浙东学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
历史变迁与思想寄寓
百年浙东学派研究，在历史变迁与思想寄寓的语境下展开。在近代新史学思潮及民族主义的荡涤下，浙东学派被定格为史学与事功学。新中国成立后，浙东学派又被视为唯物主义和新兴阶级的代表，以事功显著，叶适、陈亮等人被塑造为反理学代表加以褒扬。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之争”则被看作唯物论与唯心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思想决战。20世纪90年代末，除一些学者继续阐述该领域史学、事功外，其心学一面得以重拾。2000年以来，浙学绾合“事功与心性”的共识逐渐形成。
百年来浙东学派研究成果颇丰，但缺憾有二。其一，割裂性理与事功，加剧了浙东学派与宋代理学的对立。浙东学派最初被朱熹斥为“功利”“重史”，后世学者虽有不满，但延继了朱熹的理解内涵，多指浙东学派的事功、经史之学。尤其经过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的谱系建构与宗旨揭橥，“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陡然成为浙东学派特征的定调。梁启超、何炳松等新史学建构者，大力赞赏浙东之学的史学造诣。抗战期间的学者亦大力阐发浙东学派的史学、事功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浪潮不断催化学者对浙东学派经济、货币、改革思想的诠释。经过百年的反复申说与共同推阐，浙东学派中的史学与事功精神被单独抽离，有事功而无心性、反理学的代表成为浙东学派两大标识，进而形成了浙东学派与朱熹、陆九渊等理学思想不同的叙述模式。
其二，循环于单一的研究视野与解读方法，即过分注重浙东学派哲学与政治思想而忽视经学，即使不多的经学研究要么仅聚焦于个别“重要人物”，要么“就经学谈经学”，缺乏探讨经学解释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关联。如何弥补上述缺憾，推动浙东学派研究的新进展，是学界期待之事。可喜的是，由齐鲁书社出版、姜海军撰著的《宋代浙东学派经学思想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寓作于述
书中明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是全面系统研究浙东学派的经学及思想，二是将经学史、学术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有机结合。显然，这是针对“浙东学派研究注重哲学与政治思想而忽视经学”的问题而提出的。作者认为，在浙东学派那里，经学与政治、事功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经学是探究浙东诸儒哲学、政治理念的必要基础。以此，作者对宋代浙东学派的经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讨论了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杨简、王应麟等一些“重要”人物，而且对“不重要”的学者，如周行己、许景衡、高闶、郑伯熊、袁溉、薛季宣、袁甫、北山四先生、袁桷等人的经学思想也进行了阐述，内容翔实。
该书未明言但隐含的另一重要思路和方法是：打破以往研究“浙东学派与朱熹、陆九渊等理学思想水火不容的叙述模式”。作者认为，从整体上看，浙东学派与闽学、江西之学等同属儒家，他们基于传统的身份意识，不断借助经学传承、诠释的形式，来实现对道的理解和践行。进而言之，浙东诸儒与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一样，都是以“寓作于述”的经学形式反复论说自己的事功、经制之学。也就是说，作者承认浙东学派诸儒与程朱、陆氏理学一样，均通过对四书五经的诠释来表达各自的哲学与政治理念。具体来讲，闽学、江西之学通过《礼》《春秋》等经学来阐发自己的事功思想，而浙东诸儒则通过《论语》《孟子》等经学阐发自己的心性义理之学。
心性、事功、经制、史学
相同的身份意识和经学基础不能掩盖浙东诸儒与朱熹、陆九渊思想的明显差异，即浙东诸儒将更多精力转向五经之学、礼学，而朱熹、陆九渊更倡导四书学、理学。作者认为，造成二者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浙东诸儒大都对于宋室南迁“耻辱”和宋元更替的历史冲击比较敏感，更加注重现实政治秩序和制度规范的重建，而非一味强调性命之学和道德伦理。这是将经学史、学术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全面结合进行分析的体现。该书还对作为朱熹正传的北山四先生如何在传承“四书学”之外，吸收浙东诸儒事功之学进行了细致的个案分析，以说明在时代冲击下朱子理学如何走向事功之学的问题。
读完该书，笔者脑海里始终萦绕一个问题：浙东学派的最大特质是既有事功史学，又有心性之学。如何把握心性、事功、经制、史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或许，心性、事功、经制、史学四者逻辑线比较清晰。即若要使心性义理行于天地人世间，就必须做治国平天下的事功。而要在不利的困局中做事功，就必须进行改革。若要改革，就必须从经学研读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制，然拘泥于经学者常不适于用，又需研读历史以总结得失而寻找变通。因此，通经制者必兼史学。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