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降，中国法律史学在西方法学理论与概念的遮蔽之下，出现了所谓“外国法律史就是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律史反倒成了外国法律史”的局面。由是，学术界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学术关怀。回归传统，建构中国传统的法律学术，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成为新一代法律学人的使命。《清代宗族法研究》一书作者朱勇强调，现阶段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回归传统，对中国传统法学进行概括与总结，对中国传统法律学术进行重新定位；总结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规律，发掘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扎根中国现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

　　该书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官员“爱民如子”的统治方式、经济生活中“同居共财”“亲族先买权”、思维层面“孝”观念的社会性这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引论出中华民族独具风格的文化类型——宗法文化。作者认为宗法文化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它渗透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种社会关系中，从总体上影响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的形成。

　　开创法律人类学研究统绪

　　通过分析宗法文化的制度特色，书中系统论述了宗族法的特色与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价值。用帝制中国传统的视角，分析清代宗族法的学理价值，建构宗族法的法理概念，进而肯定了宗族法“中国特色”的含义。正如作者所主张，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方法律精神与中国法律传统不全是简单的优劣、是非问题。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其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统一。其制定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法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正所谓“先进并不必然合适”。对于传统法律的评价，应该以传统的尺度评定，运用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全书不仅系统总结宗族法规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推动作用，还尝试开创国内学者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统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人类学思潮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以梁治平为代表的学者借鉴西方人类学概念、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再阐释，提出了“用文化阐释法律”的学术命题。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概念，以说明复杂社会文化中同时并存两种不同层次的传统：一是由为数很少，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二是由为数很大，但基本上不愿意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小传统则是自主萌发出来的；大传统代表国家，小传统代表乡村。

　　国内学者受“大传统与小传统”影响，提出了中国古代“二元”甚至“多元”的法律体系框架。该书基于清代宗族法规的实证研究，对比分析西欧庄园法、印度村社法、中国宗族法的异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格局框架中，建构出帝制中国“国家—宗族”二元法律体系，着重分析宗族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张力，为之后法律人类学研究、民间法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

　　锻铸法史研究的中国范式

　　作者力图超越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避免西方法律概念的影响，尝试重新阐释中国法律的历史传统。在这样的学术关怀之下，其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均旨在不断锻铸法史研究的中国范式。如《“祖制”的法律解读》（《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基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阐释了以先皇祖训为内容的“祖宗之法”的内容与价值，认为“祖宗之法”具备国家根本法的性质，与普通律令既有分工，又有衔接，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完整的法律体系——“祖制—律令”体系。《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基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古代官吏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中国古代法律治理的政治传统与民族智慧——德法共治。不同于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共融，德法共治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文化绵延，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以古代官僚体制建构古代法律体系，基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模式，沿着“因事设官、依官制法”的社会管理发展脉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展现了古代治国理政方式的“中国特色”。

　　从宗族之法、祖宗之法到德法共治。总结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特征，探源中国法律的历史传统，全书为锻铸法律史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提供了有益尝试。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一定能成功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既是该书的核心旨趣，也是中国法律史学人的时代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