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教育与社会的历史现场
2020年09月02日 10: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日第2002期 作者:李忠

  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回应真实而重要的理论或现实问题。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其重要问题莫过于学生的成长,因为学生不仅是教育的主体,还是未来社会的塑造者。中华书局出版的《学业、革命与前程——大转局中的清末浙江学生(1901—1911)》一书,基于历史“大转局”的理论视角,以清末浙江学生生活为研究对象,从生活史角度对清末学生、教育与社会变革做出了系统分析和空间呈现,涉及学生生活史理论、地方教育秩序、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学堂学生生活、留学生的思想与学业等,将学生因时代而变化的特殊境况,以及学生与社会的互动,作为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空间的一把钥匙。书中通过对154位浙江籍新式学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试图从别样视角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

  “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

  作者将新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抓住了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使得关注精英人物教育思想与宏观教育制度的教育史研究,转向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成为学术研究取向的一次重要变革。

  在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中,举凡管理活动、教学活动等,均成为教育活动研究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活动。教育本意就在于使学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作者以清末学生的成长为对象,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展开系统分析,积极践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研究路径。书中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拓展为“士农工商学”的“五民社会”,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体现。正如作者所言,与传统的“士”相比,社会变局中的学生急于吸收新生事物,同时又带有对旧时代的天然不满,所以能够很快接受外界强加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举措,最终形成磅礴的社会推动力量。这种 “以学生为中心”、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学生活动的教育历史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的新拓展。

  该书并未停留在就学生论学生的简单层面,而是通过学生的成长与变化,透视教育的变迁与社会的新陈代谢,突破线性的“学生→教育→社会”的单向度分析,将其置于“学生?圮教育?圮社会?圮学生”的多维互动空间中,考察学生成长、教育变化与社会革新的多维关系。在研究中,作者将“学生力”作为历史动力源的一个重要维度予以分析,并从学习力、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等角度,对学生力进行诠释,使学生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出现在研究成果中。这种生动鲜活既体现在思想领域、情感领域,也更为直观地体现在行动领域,进而与社会活动发生联系。这种研究构思,使学生活动以立体形象呈现在研究成果之中,是对教育活动史研究范式的新尝试。

  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

  学术研究成果强调准确、严谨、规范、系统,这种表达方式在保证研究成果学术品质的同时,容易带来古板、生涩、枯燥等问题,产生阅读受众少、难以普及的结果。为改变这种情况,作者做出大胆尝试,将教育生活叙事作为研究成果的实现方式,将学生生活叙事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方法维度,将文学表达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表达维度,将“回到现场”作为研究成果的效果维度。在保证成果学术品质的前提下,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学生活动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强调“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在具体表达时,突出表现为“在场性”(具体场景)、“生活性”(真实活动)、“精神性”(精神或心理变化)。在保证学术著作可读性的前提下,担负起“存史”与“释史”职能。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尊重学生生活,辨析、甄选学生生活史料,追溯历史中学生“活的”实践,重点考察学生生活体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及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从史料本身寻求学生生活的历史情感,以通俗的语言进行形象化、故事化的叙事,使学术著作以立体生动的形式得以呈现。为了保证表达效果,作者还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借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文学表达方式,通过微观、通俗的语言,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有机融合,展示学生生活画卷,使学术论证与文采飞扬相得益彰。这种表达方式,如同作者所言:学生生活史研究强调的不是去寻找规律、解释生活,而是描述生活,更好地让读者从阅读中实现自我体验。

  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

  研究对象选取、研究方法运用以及新史料挖掘,为得出新结论创造了条件。新结论不仅回应教育历史中的理论研究问题,而且尝试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该书以学生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学生成长因素以及学生成长与教育、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广泛选择学生生活资料,史料来源不拘一格,举凡人物传记、日记、自叙年谱、书信集、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纪念刊、校史、人物文集等均是资料来源。在多学科方法运用中,作者对资料做灵活处理,使研究成果既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之上,又积极回应学术问题与实践问题。

  在将研究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向教育活动转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学生活动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阶段尤其如此,“学生是透视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作者看来,新式学堂学生异于传统士子童生,清末学生群体以鲜明的知识性,颠覆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范式。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是对历史以及历史研究中核心问题的有效回应。

  具有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重心。不过,由于对人及教育认识的不同,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观点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具有“尊尊亲亲”等级观念的人才,使人按照既定轨道亦步亦趋,这样一来,教育容易成为教化。这种对人与教育的狭隘认识由于列强入侵得以打破,社会上对人与教育出现了全新的理解,新式教育开始出现。历史并非直线式向前推进,清末教育遇到的问题在今日世界各国教育中依然存在。按照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观点,教育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要么解放人,要么束缚人。该书对新时期的教育如何解放人、使人摆脱被束缚状态做出了积极回应。

  “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中的体现

  理论研究问题不同,提供的学科知识相异。对不同问题研究产生知识的增加与融合,使得学科趋于成熟。该书提出“大转局”概念,并分析和尝试解释清末中国学生、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研究助推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

  晚清时期的中国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面临一个未知世界,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要重新认识自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这种认识的直接反映,变革成为不可逆之事。晚清时期的中国在“变”与“不变”、“变”什么、如何“变”以及“变”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上,经历了艰难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艰难选择的结果。然而,“中体西用”是“大转局”社会中被动选择的结果,其中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教育中体现为:学生的素质结构可以且必须变,但是规格不能变,即教育要培养具有新型素质结构却要维护皇权统治的人才,使得教育应然目的与实然目的产生冲突,可谓“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的体现。作者恰当地使用“大转局”概念对这类问题作出分析。不仅如此,将学生生活置于近代历史“大转局”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推动学科建设的主观目的。亦同作者所言:“如何超越已有的学生史研究框架,跳出区域史、社会史乃至教育史的故有视野来看待学生发展问题……本书借助转局理论,通过探究清末浙江学生,尝试建构学生史研究的新框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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