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回应真实而重要的理论或现实问题。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其重要问题莫过于学生的成长，因为学生不仅是教育的主体，还是未来社会的塑造者。中华书局出版的《学业、革命与前程——大转局中的清末浙江学生（1901—1911）》一书，基于历史“大转局”的理论视角，以清末浙江学生生活为研究对象，从生活史角度对清末学生、教育与社会变革做出了系统分析和空间呈现，涉及学生生活史理论、地方教育秩序、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学堂学生生活、留学生的思想与学业等，将学生因时代而变化的特殊境况，以及学生与社会的互动，作为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空间的一把钥匙。书中通过对154位浙江籍新式学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试图从别样视角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

　　“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

　　作者将新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抓住了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使得关注精英人物教育思想与宏观教育制度的教育史研究，转向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成为学术研究取向的一次重要变革。

　　在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中，举凡管理活动、教学活动等，均成为教育活动研究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活动。教育本意就在于使学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作者以清末学生的成长为对象，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展开系统分析，积极践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研究路径。书中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拓展为“士农工商学”的“五民社会”，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体现。正如作者所言，与传统的“士”相比，社会变局中的学生急于吸收新生事物，同时又带有对旧时代的天然不满，所以能够很快接受外界强加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举措，最终形成磅礴的社会推动力量。这种 “以学生为中心”、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学生活动的教育历史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的新拓展。

　　该书并未停留在就学生论学生的简单层面，而是通过学生的成长与变化，透视教育的变迁与社会的新陈代谢，突破线性的“学生→教育→社会”的单向度分析，将其置于“学生?圮教育?圮社会?圮学生”的多维互动空间中，考察学生成长、教育变化与社会革新的多维关系。在研究中，作者将“学生力”作为历史动力源的一个重要维度予以分析，并从学习力、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等角度，对学生力进行诠释，使学生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出现在研究成果中。这种生动鲜活既体现在思想领域、情感领域，也更为直观地体现在行动领域，进而与社会活动发生联系。这种研究构思，使学生活动以立体形象呈现在研究成果之中，是对教育活动史研究范式的新尝试。

　　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

　　学术研究成果强调准确、严谨、规范、系统，这种表达方式在保证研究成果学术品质的同时，容易带来古板、生涩、枯燥等问题，产生阅读受众少、难以普及的结果。为改变这种情况，作者做出大胆尝试，将教育生活叙事作为研究成果的实现方式，将学生生活叙事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方法维度，将文学表达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表达维度，将“回到现场”作为研究成果的效果维度。在保证成果学术品质的前提下，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学生活动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强调“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在具体表达时，突出表现为“在场性”（具体场景）、“生活性”（真实活动）、“精神性”（精神或心理变化）。在保证学术著作可读性的前提下，担负起“存史”与“释史”职能。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尊重学生生活，辨析、甄选学生生活史料，追溯历史中学生“活的”实践，重点考察学生生活体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及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从史料本身寻求学生生活的历史情感，以通俗的语言进行形象化、故事化的叙事，使学术著作以立体生动的形式得以呈现。为了保证表达效果，作者还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借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文学表达方式，通过微观、通俗的语言，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有机融合，展示学生生活画卷，使学术论证与文采飞扬相得益彰。这种表达方式，如同作者所言：学生生活史研究强调的不是去寻找规律、解释生活，而是描述生活，更好地让读者从阅读中实现自我体验。

　　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

　　研究对象选取、研究方法运用以及新史料挖掘，为得出新结论创造了条件。新结论不仅回应教育历史中的理论研究问题，而且尝试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该书以学生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学生成长因素以及学生成长与教育、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广泛选择学生生活资料，史料来源不拘一格，举凡人物传记、日记、自叙年谱、书信集、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纪念刊、校史、人物文集等均是资料来源。在多学科方法运用中，作者对资料做灵活处理，使研究成果既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之上，又积极回应学术问题与实践问题。

　　在将研究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向教育活动转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学生活动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阶段尤其如此，“学生是透视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作者看来，新式学堂学生异于传统士子童生，清末学生群体以鲜明的知识性，颠覆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范式。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是对历史以及历史研究中核心问题的有效回应。

　　具有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重心。不过，由于对人及教育认识的不同，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观点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具有“尊尊亲亲”等级观念的人才，使人按照既定轨道亦步亦趋，这样一来，教育容易成为教化。这种对人与教育的狭隘认识由于列强入侵得以打破，社会上对人与教育出现了全新的理解，新式教育开始出现。历史并非直线式向前推进，清末教育遇到的问题在今日世界各国教育中依然存在。按照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观点，教育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要么解放人，要么束缚人。该书对新时期的教育如何解放人、使人摆脱被束缚状态做出了积极回应。

　　“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中的体现

　　理论研究问题不同，提供的学科知识相异。对不同问题研究产生知识的增加与融合，使得学科趋于成熟。该书提出“大转局”概念，并分析和尝试解释清末中国学生、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研究助推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

　　晚清时期的中国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面临一个未知世界，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要重新认识自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这种认识的直接反映，变革成为不可逆之事。晚清时期的中国在“变”与“不变”、“变”什么、如何“变”以及“变”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上，经历了艰难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艰难选择的结果。然而，“中体西用”是“大转局”社会中被动选择的结果，其中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教育中体现为：学生的素质结构可以且必须变，但是规格不能变，即教育要培养具有新型素质结构却要维护皇权统治的人才，使得教育应然目的与实然目的产生冲突，可谓“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的体现。作者恰当地使用“大转局”概念对这类问题作出分析。不仅如此，将学生生活置于近代历史“大转局”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推动学科建设的主观目的。亦同作者所言：“如何超越已有的学生史研究框架，跳出区域史、社会史乃至教育史的故有视野来看待学生发展问题……本书借助转局理论，通过探究清末浙江学生，尝试建构学生史研究的新框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