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开展的动力来自何处？是来自社会历史的影响，还是来自哲学自身的逻辑？对哲学史家来说，这是一个各有所见、尚无定论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一书开篇，就针对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重视社会历史因素对哲学史的影响，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在我看来，他（即罗素——引者注）在社会政治史方面的涉足，并没有使他更好地阐明那些他试图与这些因素联系起来的哲学家的观点，而且我也认为，自己也不能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因此，可以说艾著对20世纪哲学开展的动力的探讨，只是从哲学自身的逻辑来加以追寻。

　　作为时代自我理解的哲学史

　　好在艾耶尔对20世纪哲学的书写，只局限于20世纪西方哲学，并未涉及当时的中国哲学；这就为中国哲学史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的动力问题，留出了思考和探讨的思想空间。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视社会历史因素对哲学史的影响，在一些哲学史家那里被贬抑为“机械的历史唯物论”，但仍然有一些哲学史家沿着这一方向努力探索。《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高瑞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就是一部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社会动力学”的专著。该书主旨在于阐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与中国哲学开展的内在关联，从中国社会历史中发现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动力。用作者的话说：“站在时代自我意识的高度，对现代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如何围绕着时代和社会的内在期待而展开的复杂历程，做出进一步的哲学反思；将中国哲学在近现代的演变，从‘现代化取向’（冯友兰）、‘政治革命—哲学革命’（冯契）等叙事方式做进一步的推进。”这种研究是一种“社会哲学”研究，写出来的哲学史是一部“作为时代之自我理解的哲学史”。这种“作为时代之自我理解的哲学史”，当然与在哲学自身逻辑推演中展开的哲学史不同。

　　那么，时代与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该书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间存在着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所谓外在关系，只是时代与哲学的表面性联系，并不关涉时代与哲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谓内在关系，则是时代与哲学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时代之于哲学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哲学开展；人们常说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指的就是这种影响。在这两种关系中，该书强调的是后者；而在说明时代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时，作者又特别看重具有历史转折性质的“大时代”对于哲学开展的影响。就中国历史而论，从鸦片战争直至20世纪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以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成了百余年来人们的口头禅。作者认为，正是这个“大时代”深刻影响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开展，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原动力。

　　“革命世纪”的“自我意识”

　　全书进而指出，20世纪中国有着自己显著的时代特点，这就是“革命”。20世纪中国革命包含丰富的历史内涵，所指向者不仅在于中国人民求解放，而且在于中华民族求复兴。正是这样，“在中国社会史上，20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因而无疑可以称作‘革命世纪’。它又是中华民族从民族存亡‘最危险的时候’，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传奇般崛起的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三者是互相交织的”。由此出发，作者特别强调20世纪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质，特别强调了现代革命观念对于这一革命的引导作用，认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是现代意义的革命，是以现代观念引导的革命。这种革命之所以发生，除了其他重要条件以外，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这个“革命世纪”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影响极为深刻，而20世纪中国哲学也就成了这个“革命世纪”的“自我意识”。

　　从“革命世纪”这个基本的历史定位出发，该书对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进行了考察和分疏，将其归结为三大类型，认为正是“它们的态度、理论和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面貌”。对于这些社会思潮，作者又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每个大的思潮都可以细分为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三个层面。如就激进主义而言，哲学激进主义是政治的或文化的激进主义的哲学辩护，也是政治、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内核本身又有一个谱系，即诸多现代哲学，包括传统哲学的某些潜在激进倾向在现代思想世界的变形，如何在不同方向和程度上给激进主义提供了支援意识。在具体的事件和人物身上，这些思潮在三个层面之间会发生交错，如章太炎、孙中山在政治上属于激进主义者，但在文化上又都是保守主义者。通过这种分疏，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的展开格局，得到有序说明与合理解释。

　　从寻找动力到建立秩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开展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由于这种变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人们总感觉这一段哲学史的总体走向和基本环节难以把握。该书从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社会动力学”出发，以“革命世纪”由急风暴雨向和平发展转变作为社会历史基础，指出这一时代的转变反映在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上，就表现为由寻找动力向建立秩序的转变。这个过程涉及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大陆新儒学的发生与演变、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与消隐、“信德”的凸显与重建、“新轴心时代”的设想与世界秩序的重构等一系列内容。

　　自从20世纪90年代“告别革命”的说法提出以来，贬抑和否定革命渐成中国思想世界的一种倾向性主张，批判和声讨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即使是五四运动，也被一些人看作“倒退的事件”，因而有“倒退的五四”之说流行。在这种情形下，该书独树一帜、自立权衡，对“革命世纪”之于近现代中国的意义予以积极肯定，并以此为基础考察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清理和揭示出百年间中国哲学开展的基本格局及大体走向。

　　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构想，这就是以李大钊提出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 的统一为理想目标：“未来社会的理想秩序如若是‘中庸为体，和谐为用’……那就意味着新时代的秩序不是历史的回流，而是朝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理想境界继续往前。”这一预言式的结论，正是全书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社会动力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和画龙点睛之笔。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