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功名出身的地方官,大多因自身缺乏断狱问刑、抚字催科等知识和经验,又欲监督属下吏役群体,故往往以私人名义延聘幕友,以辅其政务之不逮。在官方叙述下,幕友的形象一般是:因具备刑名钱粮等方面的专业性知识,而素为地方官所倚重,甚至有“隐持地方政柄”之说。
然而,当我们读完清中期长期为幕之许思湄的往来尺牍,即会发现:幕友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与当时的他者叙述之间颇有差距。他们的为幕生涯洵非风光无限。相反,谋馆之艰辛、地位之附庸、仕途之无望、离乡之愁苦、经济之困顿,时刻困扰着他们。许思湄,字葭村,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约卒于咸丰六年(1856)。其少年失怙,家贫如洗。后科场失意,如同多数未能学优而仕的乡人一样,踏上了为幕生涯。
据冯尔康先生为之所作的简谱,自乾隆五十三年许思湄(1788,时年20)离乡至保定寻觅幕席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在杭州结束作幕生涯,凡53年间,殆无虚席。《秋水轩尺牍》乃其作幕期间与朋辈同乡之间的往来尺牍,历来以“文情兼致”而为文学界推崇,但以之作为史料较全面揭示清代幕友之处境、心境者,鲜所见及。
昔时读书人万千,但真正能学优而仕者稀。未能做官之读书人,固可通过“为医、为丹青、为商贾、为农圃,亦足以仰事俯畜”,但退而求其次的方式——入幕,仍是其最主要的理想。
就绍兴一地而言,文风盛而科场失意者多,再加上人稠而地少,是故落第而想谋馆入幕者成千累万,但从学幕到谋馆,再到顺利入幕,并非易事,其竞争异常激烈。幕友即便入幕,也会面临“游辙无常”的困境,所谓“朝下榻而暮割席”。据《秋水轩尺牍》统计,许思湄作幕生涯中,先后历经直隶、浙江等省14个衙门,平均每4年易馆一次,正如其晚年自述,“频年浪迹,到处因人”。之所以“游辙无常”,实因外力逼成。首先,同人之中,有百计攘夺其职者,所谓“今鹊未离巢,而鸠先图占”之事常常发生。其次,许思湄素来不喜交接攀援,故常因案件难办而无法稳坐幕席。最后,许氏常因东家致仕、升调或去世而告解馆。
清代地方官乃异地就任,且有任期之限,而地方官衙中的吏役群体则多为土著,且常年任职,甚及父子相传,故时有“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等说法。而幕友与官员殊途同归,同样时时处于流动之中,并不如吏役群体任职地点之稳定及身份之相对独立,故幕友时生境遇不如胥吏之感,如其言:“抱牍非吏,佣笔非胥,俯首求衣,敛眉寄食,良可哀哉!”
州县私聘幕友,虽待之以“上宾”,但主客等秩森严,不容紊乱,幕友只是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以主官之意为意,几无独立性可言。许氏在给同乡友人的信函中,或谓自己代人耕田,所谓“风尘仆仆,无非芸人之田,自怜亦堪自笑”;或称自己为他人做嫁衣,是以“年年压线,依旧帮佣”;或以“局促如辕下驹”“无如笼鸟依人”来自况“因人成事”“每多牵制”的不自由境遇。
许思湄也曾竭力挣脱这种寄人篱下的人生状态。当读到舅舅令其捐官入仕的信函,不禁怦然心动,唯囊中羞涩而力不从心。不过,一旦机遇到来,他便决定孤注一掷。嘉庆初年,国势衰微,在在需钱,故“捐例重开”。此时,许氏认为科举正途已然无望,便不惜大肆举债,捐得一官。但事与愿违,其在京城签掣时,被分发到陕西边地,一因囊中空空,势难远行;二因边地动乱,不愿卷入战事,故最终放弃。经此打击后,许氏多次表示后悔捐官,亦对此后杂途为官不复抱有希望,其对友人坦承:“前此签掣关中,旋以新例频开,过班无力,已绝燃灰之想;要知黄绶青袍,原非泥涂中所能希幸也。”
许氏20岁离开家乡,只身赴燕南之地寻觅幕席,直至72岁回归故里。在此期间,对于孤身于北地的许氏而言,家乡时常与作为辽阔地域概念的“江南”合为一体。江南山水风物,无不时刻萦绕在怀。当听说同乡挚友由直隶静海南下转幕于江苏时,便勾起他对江南美景的无限回忆和深情向往,其在信函中如是言及:“江南名胜甲天下,为问燕子楼头,云龙山畔,犹有当年陈迹否?仆浪迹燕南,不能作市上壶公,缩地而览江山之胜。或者假缘异日,亦得飘然而来,一醉锦天绣地中耳。”
在燕南作幕的起初几年,故乡时常进入梦里,只因食无味而弃可惜的幕席遽难割舍,因此唯有“日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每当同人回乡省亲,而他自己无钱归里,馆中唯他枯坐独居,幕馆便直似“修行古刹”“寂寞禅关”,而自己也顿生“苦行头陀”之慨。离乡舍亲的寂寥,令其产生出世修行的寂灭之感。
许氏早年在给其同乡友人的信中,常以“弟贫也非病”而自解,以此证明“谋道而不谋食”的远大志向和“不耻于恶衣恶食”的君子风骨。不过,从其一生来看,尤其是尚未进入为幕“蔗境”前,还是时时被贫穷所困。早年的许思湄曾与人说及自己经济上的狼狈:“数年来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内而顾家,外而应世,探我行囊,惟有清风明月耳。”令其经济雪上加霜的是,后来为捐得一不入流小官,高筑债台,如其所言:“一官似芥,并无五斗之糈;而半职如匏,已负两肩之债。”为了偿还债务,不得已将举债所购蜗居卖掉,致“雀巢又失,窘况可想而知!”不独如此,女儿嫁人时,无力置办丰厚嫁妆,便只能草草了事,“为绿窗贫女粗整嫁衣”。
许思湄后来凭借“视公如家事,待友以实心”的口碑,以及丰富的为幕经验,在嘉庆十六年(时年43岁)入幕于直隶总督府,达到为幕生涯的顶峰。此后,地方大员竞相延揽。许氏已然摆脱早年四处托人谋馆的窘境,而其俸禄也扶摇直上,除了俸禄千金外,每月膳费二十金,是为幕初期收入的十倍有余。其晚年回归故里前,向友人提及平生告慰的两件事情:一是“临去不落声名”,一是“到家可支饘粥”,最终做到了“谋道”与“谋食”两不误。
《秋水轩尺牍》在晚清民国的知识界中备受推崇,有60余种版本流行于世,不仅是因该尺牍乃“文情兼致”的典范之作,更在于其内里透露出落第文人问仕无门、傍枝依人的况味,与是时科举停罢后读书人苦闷彷徨的内心隐隐相契,产生共鸣。许氏在给友人的信牍及其尺牍之命名中,频现“秋水”二字。在许氏笔下,“秋水”二字意涵丰赡:或以“秋水”形其“贫寒”,所谓“一囊秋水,顾影生寒”;或以“秋水”状其远地思幕之切,所谓“而秋水伊人,一时势难远致”。尺牍中“人如秋水,宛隔蒹葭”一句,如其名字,典出《诗经·蒹葭》,兼言其贫寒如秋水,幕席如流水,而万里故乡虽道阻且长,但魂梦皆系于江南之水乡。此句或可概括其为幕生涯中的大部分境遇。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