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2020年05月07日 00: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7日第1920期 作者:张亚斌

  当前中国外贸发展受到国内要素成本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新兴国家低成本竞争以及发达国家技术与市场封锁的多重制约。与此同时,“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如何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重塑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性动力并构建相应的外贸新体制?围绕这一重大战略理论问题,《国家规模、制度环境和外贸发展方式》(易先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阐述了中国应该以及如何形成大国内需驱动出口模式的问题,这一探索对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构建“大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启发意义。

  其一,回归外贸起源及其本质作用,科学反思脱离本土需求的贸易模式,加深了我们对外贸发展作用和外贸转型升级根本性动力的认识。

  以往我们对外贸转型升级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外贸本身,即以改善贸易条件和出口结构升级为内涵的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而对“外贸发展的起源及其本质作用”等根本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发展理念上注重短期产出效应而非长期增长效应,并通过内外贸不同管理体制以及强化要素成本优势,助推“体外循环”式贸易模式。不可否认的是,脱离国内需求的贸易模式是早期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但从长期看,这种外贸发展模式不仅存在自身可持续性问题,并且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有限。

  实际上,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不在于贸易结构本身,贸易结构只是本土供给结构的反映,而本土供给主要服务于国内需求,这就决定了本土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和外贸的本质作用。从外贸发展的起源看,本土企业依托国内需求培育竞争力,而后在市场“自选择”下走向国际市场,这不仅是经典贸易理论共识,也是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性经验。在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演进过程中,国内需求成为外贸优势的重要来源。从外贸发展的本质作用看,贸易之所以被誉为“增长引擎”,不仅在于其可以通过“出口乘数效应”带动短期收入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外贸发展可以通过“出口中学”等途径提升贸易部门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也可通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广泛关联,以技术扩散促进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改进,进而成为“增长引擎”。正是基于外贸起源及其本质作用,该书强调,巨大本土需求是外贸转型升级的“国家特定优势”,而脱离国内需求的外贸发展模式不仅掐断了本土企业利用国内需求构建高层次外贸优势的发展路径,从而导致外贸优势“断点”,也由于割裂了出口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内在关联,使得贸易部门难以通过对非贸易部门的技术扩散改进本土产业供给能力,因而偏离了外贸发展“增长引擎”的本质作用。

  其二,基于“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内在关联,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大国内需驱动出口模式的作用机理与制度条件,丰富了大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理论。

  回归外贸起源及其本质作用,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大国经济运行中“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内在关联。基于国内需求与本土供给及出口结构的内在关联,该书把握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立足点和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为大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个“国内需求—本土企业高层次竞争优势—贸易结构转换升级—以持续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外贸发展绩效改善”的新分析框架。继而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从出口升级、出口多元化以及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多维度,分析了大国内需驱动出口模式的作用机理与制度条件。

  基于巨大本土需求规模这一外生立足点,遵循从中国的零星事实到典型事实再到理论分析,以致实证检验的规范研究方法,从一般性国际规律视角探寻大国外贸发展的特殊性,其作用在于引发对内外需求深刻变革形势下中国外贸发展特殊性的更深思考,对探究具有“大国特色”的外贸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这一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打破了经典贸易理论国内制度完善的隐含假设,厘清了大国内需驱动出口模式形成的制度条件,证实了国内制度环境不仅直接作用于贸易,也深刻地作用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之间的互动与衔接,丰富了制度与贸易的相关文献,也推进了基础贸易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性。

  其三,厘清回归大国内需驱动出口模式的系统性政策安排,为破解中国外贸转型困境和构建“大国特色”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

  中国超大经济规模特征内生决定了“构建以本土需求为依托的国内供给体系和出口生产体系”的必要性。此举不仅可发挥巨大国内需求对本土企业高层次竞争优势的引致作用,持续推动本土供给及出口结构的不断改进,也可通过出口部门与本土产业的强有力关联,以“出口中学”和“技术扩散”等途径改善本土供给能力及结构,由此形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双重动力机制,持续推动经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中国新一轮外贸发展战略需要牢牢把握“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一战略基点,遵循大国经验,回归内需驱动出口模式。

  基于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和对中国贸易模式形成因素的分解测度,该书厘清了回归大国内需驱动出口模式的政策重点在于,满足三方面的制度条件以实现国内需求与本土供给及出口结构的有效对接:对国内需求有较强本土供给能力的制度环境、国内需求引致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制度环境、本土企业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国际化的制度环境。这一基于“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有效对接的系列制度建设,拓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开放条件下的重要内涵,从内外经济联动发展视角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途径,对构建“大国特色”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之,该书在科学反思传统外贸发展模式基础上,系统解答了大国贸易模式的特殊性及形成路径,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探究具有“大国特色”的中国外贸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一外生立足点探究中国外贸发展的特殊性,有助于夯实“中国特色”与“中国自信”的理论基础。
  
  (作者系湖南大学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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