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资料的分散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专题，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的专著，缺乏成熟的学科理论建构与系统的学科资料整理，影响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的整体发展。史金波与关志国合著的《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试图弥补这一缺憾，梳理了先秦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史学的形成发展历程、主要著述成果与阶段性特点，对中国民族史学史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议，也是青年民族史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入门教科书，是广大史学史研究者、民族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彰显该学科重要的政治意义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等史学大家开始关注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并进行了初步探索，开辟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新天地。此后关于中国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中国民族史学史应该如何定义？该著作了明确界定：中国民族史学史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各时期特点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学问，着重研究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探究历史学家、政治家等对民族史学的评论，也包括对民族史学自身的反思、总结和前瞻。作者同时强调中国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分支，是在整个中国史学大传统下介绍民族史学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体现出作为专门史学史的个性。

　　书中阐述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的主要功能。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总结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繁荣中国史学、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作出积极贡献。这些论述不仅阐明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的学术功能，而且赋予该学科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价值。

　　按照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时段，该著系统梳理了中国民族史学基本发展脉络。作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及其相应的民族史研究范式，主要源于中原地区环境优越、农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地理条件，同时受到政治观念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传统华夷观逐渐解体，民族史研究与撰述逐渐摆脱“华夷之辨”之下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开始注意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发展历程，构建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蓬勃发展，对民族史学科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出现了新的理论模式，如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指导了民族史的撰述与研究。

　　作者认为从整个中国民族史学发展来看，在民族史观上经历了从“华夷有别”到民族平等、从“华夷一统”到“多元一体”的演变过程；民族史学的发展过程关系中国形成史的问题，中国民族史撰述的过程，也是“中国史”的形成过程；以中原王朝或华夏为中心对周边民族历史的记述，是中国古代民族史学的主流。此外，拥有一批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民族历史资料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特点。

　　作者深入辨析了“中国”“民族”“外国”概念的古今之别，强调在民族史学史叙述中应该按照史籍原来的记述模式来研究，尽量尊重著作原貌，而不是用现代观念去割裂历史文献。

　　展示研究资料的丰富性

　　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资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代典籍如正史、杂史、别史、类书、政书、方略、地理志、方志、笔记、游记、民族图册等文献资料都存有丰富的民族史研究资料，在各民族的民俗歌谣、神话传说等口碑资料和碑刻、铭文等金石考古资料中也有重要的历史叙述。这些资料有些比较集中，但大部分呈零星分散状态。且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涉及时段纵贯古今，跨越数千年，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费时费力，任务艰巨。作者充分运用多年的专业积累，广泛搜集整理各种民族史学研究资料，其中既包括大量汉文文献资料，也包括丰富的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重点参考的汉文古籍文献达120余种、今人民族史著作90余种，重点介绍的汉文古籍民族史著述70余种，广泛涉及正史、杂史、类书、笔记、游记等各种文献形式，为民族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资料清单，具有学科指南的重要作用，省去了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在汗牛充栋的民族史研究资料中茫然无序、不知所措的烦恼。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介绍了前人较少关注的《皇清职贡图》、“苗图”等民族图册，展示了中国民族史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收集了部分重要的与民族史学相关的古籍图版与书影，使得读者在阅读中有幸一睹古籍风采。

　　突出民族历史文献的独特性

　　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均留下了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民族历史文献。它们往往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本民族文字编纂的本民族历史，同时也是本民族所在地域的区域史以及本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史，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大汉族主义民族观的影响，也由于不少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文字后来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传承使用，因此成为“死文字”，整理和解读存在较大难度，致使大量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研究十分薄弱。

　　该著从第三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学”开始，每章都集中叙述历史上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状况，介绍了包括彝文、佉卢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藏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鹘文、傣文、回鹘式蒙古文等17种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民族历史文献，时间跨度从公元3世纪始至当代。同时，作者还对历朝历代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重要历史文献进行了重点介绍，如西夏文《天盛律令》《番汉合时掌中珠》、回鹘文《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傣文《芒莱法典》《泐史》、回鹘式蒙古文《蒙古秘史》、藏文《红史》《布顿佛教史》、彝文《彝族源流》《能素恒说》《西南彝志》、蒙古文《蒙古源流》、察合台文《编年史》《安宁史》《伊米德史》、纳西东巴文《创世纪》。

　　加强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史学界通过讨论与研究，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民族史学的指导作用，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建并逐步壮大了民族史学科队伍，发表、出版了大量民族史研究论著，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作者在深入了解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状况基础上，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由各民族自治政府组织编纂的民族史中，或者由各少数民族主持编纂的本民族史中，出现了过于强调本民族自主发展的倾向，忽略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主线；此外，汉文历史文献对某些地区的民族史记载较为笼统或者偏颇，造成了对同一史料的解读出现歧义与矛盾，这一现象在南方民族史研究中尤为突出。

　　作者在书中还对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未来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议，即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应在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注意研究中国民族史学的多元传统，重视与民族史密切关联的宗教问题，加强对周边国家的民族历史研究。作者还特别指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应有现实政治的考虑，注意利用优良的历史资源在研究中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同时开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领域，注意民族史研究成果的普及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