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8个主义，与20世纪直至今天的西方史学，都具有或直接或间接、或鲜明或晦暗的关系。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人们谈论当代西方史学的第一话题与核心话题。关于这一点，邓京力等学者在《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中作了充分而细腻的揭示。

　　重视20世纪70年代时间坐标

　　目前社科界正在抓紧进行三大体系建设。三大体系建设的要义之一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处理好“吸收外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对“外来”的东西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该书对于人们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情况提供了便利。其鲜明特色是通过研究、比较、批判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强化我们自己学术体系建设的理性自觉，并达到新的高度。

　　研究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或史学理论，必须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这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时间界标。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在书中表示，在号称“创立新世界”的70年代，德国历史研究陷入危机，而史学理论研究迎来“全面辉煌的时期”；吕森这代学者在那个时期成长为教授，“并且力图开创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吕森的解答虽是一个小小的切片，却是一个真实的映照。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西方，出现了许多具有标识性的文化事件，其中既有重大的史学事件，也有与史学发生重要互动关系的人文事件。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学说就出现于70年代；年鉴学派则在70年代发生了从地窖（经济、人口）到顶楼（上层建筑）的更迭，语义学在70年代重新获得活力，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与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均出版于1973年。这些文化事件凝聚成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以至90年代，西方人文学界似乎在整体上都诗学化了。借用罗蒂的概括来说，就是一切珍贵的标准的老“哲学问题”，都被显示为我们心爱的诗歌和小说中的隐蔽程序。落实到历史学上，则如该书所概括：“解构主义特别突显了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包括揭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与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

　　依照霍布斯鲍姆的解释，70年代首先意味着20世纪这个极端年代的第二个时期的结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25年至30年所谓黄金时期的结束。霍布斯鲍姆认为，二战后短短数十年“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的历史时期”。之后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70年代以及“伤痕累累”的80年代。他说：“1973年后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入不安定的历史。”

　　霍布斯鲍姆的概括针对20世纪整体特点发出，更像是点出后现代主义的“扼要”。他还说：“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化与文明中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后现代主义涵盖了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它带来了思想震撼，也带来了新的犬儒主义。

　　总之，今天看到的西方文化领域的所有场景，都直接与20世纪70年代所开启的新变化具有逻辑和事实上的连贯关系。就历史学来说，诚如该书所揭示的，70年代后，“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内容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全面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日益渗透进历史研究的实践领域”。与之相伴，微观史学由产生而达于鼎盛。要对当今西方文化现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需要将70年代以来的一脉相承性梳理清楚。

　　将介入视为反省提高的机遇

　　经过40年的发展和沉积，包括史学理论在内，西方转型带来的许多理念、思想乃至视角、方法，已经深深介入当代中国文化中来。这种介入的基本韵律越来越浓重。那么，它的具体情形如何呢？该书试图通过对几部汉学著作的分析，揭示“后现代方法在中国史领域的适用性”，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在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明显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中国史研究”。其所带来的后果，便是线性进步史观、民族国家观念、科学理性观念等被打破，代之而来的是“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史”。

　　书中还提出，也许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正在考验我们对自身已有知识理论的批判反思能力，考验我们是否极其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身处的局限；同时，它也考验我们在摆脱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全球化的现实面前，进行多样文化的建设能力与创造力。作者给出的正面建议是：当代中国史学应当摒弃各种偏见，将后现代的挑战视为一种自我反省和提高的机遇，既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发挥传统优势，又继续保持一种开放和大度的理论视野，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多种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既深具底蕴又带有自身风格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

　　学术体系建设表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时代需求与理性觉醒。这是改革开放40年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主性”应该是这一建设最鲜明的标志和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本土化”的自觉。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需要对40年来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总结和研究。始于70年代的西方文化，到90年代和世纪之交又有新变化，这些最新变化，更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它距离我们最近，而且由于其中许多文化事件直接与我们相关。该书集中对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所发生的整体性变化、提出的新问题作了全面揭示。其中涉及的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不仅到访过中国，而且与一些中国学者开展共同研究。

　　打破重大学术思潮的学科边界

　　关于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后果，作者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一方面，积极方面被强烈地吸收，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予以克服，由此出发，西方史学在“探寻可能容纳多种视角与方式的、更具综合性”的发展道路，“融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即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或弊端，同时又试图以现代史学的成熟体系规训后现代思想的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极端特征”。就书中所介绍的观点而言，笔者认为，伊格尔斯和吕森的中间立场和见解，应该更能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书中关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超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的观点，是切实的结论。

　　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当代西方哲学、诗学等领域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当前西方重大学术思潮均无明晰的学科边界，而是充满相互渗透。史学理论既受制于这一整体状态，也是这一整体状态的共谋者。比如关于微观史学，或如其批评者所称的那样，碎片化的史学，其理论基础显然来自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再如，关于思想史研究中作者意图、生平与其文本的关系问题，就与巴特等人极力主张的“作者之死”“意图迷误”等主张不可分割。关于文本与社会的相关性、对史学文本的修辞学分析，则与文艺理论领域的形式主义、文本中心论等相关。

　　全书重点围绕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命题及其所衍生的相关问题，作多方向合围性的介绍和评析。它虽然以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质上却属于史学理论研究。因为，书中所关涉的内容，核心在于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关注、研究与回应它们，有助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