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享誉世界，当代史坛若有人想重新书写地中海史，无疑需要在诸多层面有所突破。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徐家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版）堪称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该著把被犹太人称为“伟大的海”的地中海作为舞台，上演了一系列穿越这片海洋洋面、岛屿和港口的诸人群之大型史诗剧。作者匠心独具地将地中海按照人类历史划分为第一地中海（前22000年—前1000年）、第二地中海（前1000年—600年）、第三地中海（600—1350）、第四地中海（1350—1830）、第五地中海（1830—2014）五个大的历史时期，力图在宏观视野中展现地中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人类文明与地中海的互动

　　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是“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确切说绝非地中海水域本身，而是一个包含周围山川陆地的整体。而该著涉及的地中海主要是海洋本身，即洋面、滨海地区及岛屿、海港。这样界定的学术内涵是什么？

　　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不只是一个海，而是“群海的联合体”。他的论断斩钉截铁：“地中海的生活同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从地中海的复杂整体中了解它的历史”，他分三个层次书写了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一是几乎静止的历史——人与环境关系史；二是节奏缓慢的历史——社会史或曰群体和集团史；三是传统的历史——事件史。这是一种特定时代地中海的横向历史。他或多或少地轻视那些被称为历史事件的政治史，认定历史上的所有变化都是缓慢的，人类受制于无法掌控的命运。该著的主张与此相反。作者关注的是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微小决定和事件，其主题是人类及其文明、活动与地中海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政治区域的过程，及其反向的瓦解过程。作者关注的是穿越大海进行旅行、贸易、传教、战争的人：大量无畏的探险者、充满焦虑的朝圣者、勇于进取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战战兢兢的难民。关注的事件则集中呈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与布罗代尔不同的是，作者强调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发生的流变：人与自然的共栖关系最终会走向终结。他关注的地中海首先是自然边界的地中海，然后是人为边界的地中海：地中海海洋本身及其近海沿岸和港口城市与海上岛屿——而非环地中海的陆地。

　　人类史抑或事件史的回归

　　这部著作是一种剪裁史实的建构历史，而非自然的客观历史。

　　作者无意探究历史谜题，而是在书写已知的历史往事。往事复往事，后见推前见，历史被妥帖编排。譬如，在“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1650）中判断，“威尼斯的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13世纪曾经捍卫共和国的舰船在17世纪却无法奏效”；“意大利人在海洋上几乎无敌的神话已成历史”。

　　作者对于细节的复原功力令人赞叹，这得力于其掌握史料的纯熟、论据的精准。例如，在“我们的海”（前146—150）中，为了印证自由民在港口商业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引述在庞贝古城出土的一套记载普特奥利银行世家苏尔皮奇家族财务状况的蜡版，这套内含127份文献中有一张借据，复原了希腊人墨涅拉乌斯从罗马商人塞维鲁代理人那贷款1000迪纳里的事实。通过这一微小的史实，作者意欲说明罗马南部的普特奥利如何与广阔的地中海世界发生联系。再如，在“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1050）中，引用开罗犹太人经冢（Genizah）文献，论述地中海港口联系中犹太书籍和学者伴随亚麻在贸易路线上传布的事实。

　　以上说明了该著叙述的核心既非海洋，更非陆地，亦非文明，而是人、人类的历史事件，是人类航行于地中海、围绕地中海产生的史实。由此从理论到实践恢复到事件史传统。

　　历史解剖单元的高明做法

　　历史学解剖的单元从属于历史研究的主体选择。方兴未艾的全球史书写模式席卷中外学界，在地域范围上的国别史及区域史何去何从？书中关于这方面的启发颇多。

　　人类历史发展与交通地理的多样化，制造出若干公认的文明交汇区域，西部欧亚的地中海、东部欧亚的西域，可视作以海域为中心和以内陆为中心的典型代表。撷取地中海作为书写的线索和场域，是历史解剖单元的高明做法。全书始终贯穿着对政治、贸易主导势力兴衰递嬗的描述，严格与布罗代尔以降的环地中海史（经济与社会史）相区别，自成纵向体系。例如，“帝国的兴衰”（1130—1260）中将威尼斯的地位奠定用一句话与此前主要历史勾连起来：“圣马可所在的威尼斯现在是新的君士坦丁堡，也是新的亚历山大。”在“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1185）中，通过12世纪两位环游地中海世界的旅行家日记，再现了当时的海上航线和交通工具。

　　作者对“时间”的独到处理体现在全书谋篇布局中。一方面善于使用总结历史形势的警句短语，另一方面在章节间运用承前启后的过渡句，从多处将同一时期不同势力分别描述，最后总结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可见全书考察的“主角”蕴于篇章布局中。正是在这些貌似浑然天成的主角选择与“分格”式叙述中，作者的“偏爱”隐约显露。

　　其一，主角们并未摆脱西欧中心主义的限囿。事件史原本不应缺席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种重大的分水岭事件，然而这一西方世界的惨败事件在书中几乎没有着墨。阿拉贡君主阿方索五世签署《洛迪和约》，作者视之为保证未来半世纪和平的协议，并且说签约国有另一项紧急任务“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紧急任务还是地中海历史的紧急任务？这里的用语是西方中心视角的传统看法。

　　其二，在阅读中我们发现罗马帝国之前的叙述，无法构成一体的地中海，在漫长时代里只能看到作者提供给读者的零星岛屿的孤立隔绝，他们只是“在地中海上”，而不存在彼此认知的同一个地中海，前罗马时代的历史像是历史学家根据后来形势硬凑到一起。不止如此，经历中世纪特别是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帝国的海洋大战后，第五地中海与其说处于一体化的瓦解中，毋宁说是回归到原初自然的非一体状态。当然作者的史实描摹与“形势”总结（而非布罗代尔所说的对于“结构”的认知），无疑会进一步促使读者的发散性思考。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