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音韵学，若按研究对象的时代早晚来排序，大致可分为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北音学四类。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北方音研究为北音学，以晚唐北宋以后《韵镜》《四声等子》为代表的韵图研究为等韵学，以《切韵》《广韵》等韵书为代表的中古音研究为今音学，以《诗经》《楚辞》押韵及谐声字为代表的上古音研究为古音学。上古音研究始自南宋的吴棫、郑庠，元明两代为沉寂期，至明末，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王力先生评价陈氏论著时说：“不受唐韵的束缚，打破唐韵的界限，反对叶音之说，才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前奏。”以乾嘉学派为中心的古音学，是清代学术繁盛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其间有卓越贡献的学者至少包括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黄侃则为殿军，同样也有引人注目的成绩。

　　步武前贤  旁征博引

　　随着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的传入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的影响，上古音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历史比较、结构主义等科学研究方法被运用于其中。高本汉、钢和泰、李方桂、赵元任、钱玄同、曾运乾、王静如、汪荣宝、胡适、傅斯年、陈梦家、陈独秀、陈寅恪等中外学者，或专研语言文字，或以文史研究见长，都积极关心或参与了上古音的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在上古音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只有王力《汉语史稿》（上册）。到了70年代，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承前启后，代表了当时该领域最高水平。80年代以后，国内以郑张尚芳、龚煌城、丁邦新等为代表，海外则以许思莱、包拟古、斯塔罗斯金、白一平等为代表，将上古音研究提升至新的学术高度。

　　郑张尚芳的汉语上古音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专著《上古音系》被誉为近30年来国内上古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之后，该书第二版的发行，更是提出对上古音的若干新见解。

　　第二版《上古音系》继承了清儒以后古音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并有所扬弃。仅以声母为例，如肯定了黄侃的十九母“古本声”说，以及知组源于端组、庄组源于精组的看法；吸收了蒲立本、李方桂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参考了许思莱、雅洪托夫、包拟古、梅祖麟等的意见，提出以母l-、来母r-的构拟；采纳李永燧、潘悟云和丁邦新、喻世长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将影、晓、云母拟作小舌音，并将匣母的上古来源分作两类；遵循董同龢、雅洪托夫、李方桂等对清鼻、流音声母的构拟；沿袭赖惟勤、蒲立本、李方桂等学者圆唇牙喉音的构拟，并取消了上古的合口介音。

　　广征语料  证成其说

　　从入声是否独立、是否用等韵条理作为证据等标准来看，清代古音学家可分作“考古”、“审音”两派。虽然各有成绩，但因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工具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理念，无法在分辨音类之后再推求其音值。中国音韵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和进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各家对于研究材料的视野大大拓宽。如蒲立本将汉代汉字的各种外语译音，作为构拟其上古音声母系统的重要参考；李方桂根据苗语方言、藏语汉字译音，构拟了上古的清鼻音、清流音；包拟古利用汉藏同源词，作为构拟上古st-类精组字的证据；斯塔罗斯金用现代闽语，构拟晚期上古音；龚煌城除提出近400个汉藏同源词，还据此提出一系列上古音以、云、来母，以及流音韵尾、重纽介音、词头等的拟测问题。

　　郑张先生充分吸收各家古音构拟的合理之处，同时扩大比较范围，广征有价值的语料，以证成其说。比如，提出古突厥语有舌根音k-、g-和小舌音q-，分别跟前、后元音搭配，证明上古见系k-的非三等一度有过q-变体；援引湘西苗语、道孚语等有k-、kw-、q-、qw-四种声母的对立，指出构拟上古圆唇舌根声母kw-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的资料，证明云母在上古应具有喉音成分；根据藏文dr-应来自更早的gr-和苗语方言中ts-来自更早的pj-等，认为上古tr-、tsr-、tl-之类复声母的拟测，仍应具有更早的非舌齿复辅音来源，以及用苗语方言材料，提出部分精组字应来自上古的送气擦音sh-的假说。

　　在韵母构拟方面，用壮语汉借字、朝鲜语、白语等，论证上古之、职、蒸部主元音；用藏文-r、-l尾和泰文-j尾与汉语的对应，证明上古歌、微部字应具有-l尾，汉代变作-j尾；用藏文、梵汉对音、朝鲜译音、现代汉语方言等材料所见的浊塞音韵尾，佐证上古入声字应具有-b、-d、-g塞韵尾。以上种种，可以说都是书中提出的创见。

　　闭门造车  出门合辙

　　清儒的上古音研究，固然多有发明，只是仍属草创，各家之言，后出转精。直至民国章太炎、黄侃等先贤，上古韵母系统才基本得以奠定。当然，并非没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声母、声调系统的探讨亟待全面展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上古音作系统构拟的，国内有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陆志韦《古音说略》、王力《汉语史稿》，海外有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等。最近对上古音作系统研究的专著，则以该书与白一平、沙加尔的《上古汉语新构拟》为代表。若以上古韵母主元音的数量为标准，高本汉、董同龢、陆志韦属于元音繁复派，王力则主五元音说，李方桂提出四元音说，郑张先生与斯塔罗斯金、包拟古（与其学生白一平）三家各自探索，相继提出六元音说，可谓是古音学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一则佳话（藤堂明保也提出六元音说，但具体内涵与这几家有所不同）。所依据的材料和方法各有侧重，如斯氏倚重《诗经》押韵、谐声字、亲属语与现代闽语等材料；包、白两位，前者以同源词为主要依据，虽主六元音说，但未作系统构拟，后者所用材料系统全面，而且能够运用梳理统计方法，加强论证。

　　郑张先生将各种语言事实（包括谐声、词族、异文、押韵及甲骨文、金文等汉语内部资料，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南岛等外部资料）寓于适切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结构主义、历史比较、田野调查、文献考证等）中，读来令人信服。值得称道的是，书中还提供了5个非常实用的表格，分别是“郑（张）、高（本汉）、王（力）、李（方桂）四家上古声韵母对照表”、“郑、高、王、李、邵（荣芬）五家中古声韵母对照表”、“汉字谐声声符分部表”、“古音字表”、“藏缅柬泰字字母转写表”。篇幅最大的是第四表，经由该表，可以查到18000字的古音地位及所在谐声声符系统，每个字头包含的信息包括《广韵》声纽、韵类、声调、四等、开合、反切、声符、上古韵部等。可见，这不仅是一本内容详赡、文字严谨的研究论著，而且是一部方便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师生使用的详备工具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