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大伟:师者何以立范
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演进
2017年06月29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29日第1237期 作者:廖大伟

  我国近代大学从萌芽起,就与国运和时势紧密相连。其顺应西学东渐风尚和启蒙救亡潮流,秉承不做西方学术附庸的民族主义立场,锻造了近代中国大学运行发展的制度体系及其魂魄精神。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同样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孕育与问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下,西方学术自由思想被吸纳于“学术独立”这一本土化的观点体内,进而成为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新精神。

  兼容并包中国话语阐发学术独立

  大学精神的塑造离不开大学教师制度,因为大学史本质上是人文主义与制度约定相向而行的历史过程。刘剑虹研究员穷十年之力研究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终使《移植与再造: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之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一书呈现于读者面前。

  该书走出小历史的个案剖解,将大历史视野聚焦于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的演进。以与民族独立相呼应的学术独立为总纲,先探新教育的萌芽与近代大学制度的孕育,次论近代大学的诞生与教师制度的雏形,再考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大学教师制度的形成等。如此纲举目张、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为读者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及其贡献提供了一个丰赡的历史参照。

  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动因。第一,“师夷”、“图存”的现实压力构成了其逻辑起点。中国近代新教育始于洋务运动,诚如作者所言:“教师队伍和教师制度萌芽的内在动力始终是由外侮而激发的民族独立之主义。”尽管在宗旨上一再强调“中体西用”,但新式教育毕竟是西式的,因此在制度的条规设计上,不可避免地烙上模仿、移植的时代印记。第二,“兴学自强”所生发的本土思想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文化理念相融合,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的价值根基。由此亦形成了科学和民主的时代精神与爱国进步的民族精神有机融合,推动了以“兼容并包”的中国话语阐发“学术独立”的大学实践。

  中西文化会通的典型样本

  作者认为,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研究“是一种专项制度史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在于:首先,它的演进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典型样本。具体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失民族独立性,以开放的姿态与胸怀,借鉴西方先进的大学教师制度模式,从而创造了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具有本土化特征的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其次,近代大学教师队伍的成长,反映了我国近代知识分子成长的轨迹。不可否认,洋务运动时期诞生和培养的新式学堂与洋务知识分子群体,为近代大学的诞生立下了不俗功劳。但如果没有近代大学制度的引进与创新,就不会有大学知识分子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主体的全新局面,而促使大学教师不断成长的关键因素,正是大学教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再次,近代大学教师制度所内蕴的学术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国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办学原则——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以本国教师为办学主体,以创造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中国学术为目标,将独立精神始终贯穿于近代大学乃至教师制度的全过程。以蔡元培、梅贻琦为代表的两代学人,坚持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民族语言和“大师论”、“从游论”的本土理念,重新诠释和实践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经典理念,进而使之有机融合于中国大学教师制度。最后,近代大学教师制度为当代中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大学教师制度的近代经验

  有学者注意到,“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不仅仅是个西方现象,它是个世界现象”。纵观大学演进的历史,大学兴衰关乎国运昌隆。如果说时代的风云际会给予大学以精神的激发,那么大学制度无疑起到滋养和维系大学思想与学术根脉的作用。就此而言,该书以近30万字,探寻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架构及其实践轨迹,字里行间洋溢着学者的家国情怀和现实观照。

  尤为难得的是,该书作者兼具研究者和大学管理者的眼界、视野,对大学教师制度可能有着旁人难及的认知与体验,故书中独具只眼对“教授治校”体制、自由流动机制、“按质论价”薪酬制,以及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师进修制度等展开了分析。书中梳理了大学教师制度的“近代经验”,概而言之: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是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灵魂;从移植到创造,形成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文化理路;政府主导与大学自主,是近代大学教师制度演进的外部动因;校长负责制与教授治校制,是近代大学教师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反思了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缺陷,比如,在自由流动中未能避免“大起大落”和“党同伐异”现象,出现诸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师群体“出走”的事件;制度的过度模仿导致与国情和校情脱节,尤其是在制度成长的初期和中期,使一些制度沦为一纸空文。

  行文至此,有个疑问:近代中国大学的开办者多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传统教育,而后又浸淫西学的读书人。由是,近代中国大学追求的学术自主背后,是否有赖以支持的传统依据值得思考?换言之,是否有积久弥深的道统意识的影响和作用?或者说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所铸就的中国传统知识人的道统意识,在近代“冲击—反应”的挑战刺激下,是否有转化为学术独立现代价值观的可能?进一步拷问,在近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是否预设了传统重获生命力的制度路径?凡此皆为阅读该书所获得的启思。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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